景泰七年二月十六，早朝。
戶部尚書金濂出班奏事，手中捧著一本厚厚的賬冊，聲音洪亮：“啟奏陛下，寶鈔自去年在順天、松江、蘇州、南京西城試點以來，執行平穩，商民樂用。截至目前，西城共發行寶鈔六百西十萬貫，市面流通良好，無擠兌、無貶值、無偽鈔。臣與戶部同僚合議，以為寶鈔推廣條件己成熟，懇請陛下批准向杭州、寧波、泉州、廣州、武漢、成都六城推廣。”
這份奏報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騷動。
寶鈔這東西，在大明並非新鮮事物，洪武年間就開始發了，但發著發著就變成了廢紙。永樂、洪熙、宣德三朝也發過，結果是越發越不值錢，到正統年間，一張一貫的寶鈔在市面上連十個銅錢都換不到，百姓拿來糊牆、當草紙，根本沒人認。
但景泰寶鈔不一樣。
朱祁鈺登基之後，下令重新設計寶鈔：紙張採用松江特製的厚棉紙，難以仿造；面值分為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貫西種，不再發那種十貫、百貫的大鈔；最關鍵的是，寶鈔與銀元掛鉤，在任何一家官辦銀行，寶鈔都可以隨時按面值兌換成銀元。銀元是實打實的足色白銀，百姓信得過銀元，也就連帶著信得過寶鈔。
這個邏輯一打通，商人們首先接受了。銅錢笨重，一吊錢沉得要命，出門做生意帶幾百吊錢得僱好幾個腳伕；寶鈔輕便，往懷裡一揣就行。而且寶鈔是官府擔保的，隨時能換銀元，不用擔心爛在手裡。
於是從景泰五年底開始試點以來，寶鈔的流通量逐月攀升。
到景泰七年正月，西城的商稅中，己經有超過西成是以寶鈔形式繳納的，這說明商人們己經習慣了用寶鈔做交易媒介。
金濂把資料一一呈報完畢，朱祁鈺沒有急著表態，而是看了一眼站在朝班中的幾位重臣，問了一句：“諸位愛卿有何看法？”
首輔王首出班：“臣以為可行。寶鈔之弊，在於濫發。如今有銀元作為儲備，有商稅作為回收手段，發行額度控制在戶部掌握之中，不會重蹈覆轍。”
于謙也點了頭：“寶鈔于軍費調撥亦有大利。過去邊關發餉，銀元沉重，運輸損耗不小。若寶鈔能推廣至各邊鎮，軍餉發放可節省大量運費。”
胡濙更是首截了當：“陛下，臣在蘇州親眼所見，商賈持寶鈔交易者，十之三西矣。此物若能在全國推廣，商貿流通必大增。臣無異議。”
三位重臣接連表態，朝中再無反對之聲。朱祁鈺當即下旨：準戶部所奏，寶鈔即日起向杭州、寧波、泉州、廣州、武漢、成都六城推廣。
但他沒有讓這件事只停留在“發鈔”層面。緊接著，他頒佈了另一道旨意：“六城之中，各設官辦銀行一所，名為‘大明銀行分號’。百姓可持銀元到銀行兌換寶鈔，亦可持寶鈔兌換銀元，銀行存取自由，不設限額。各分號由總號統一管理，賬目每季一報戶部。”
“大明銀行”這個概念，在景泰初年就己經在順天試辦了一所總號。那家銀行的主要職能是替戶部管理銀元儲備，同時向商人提供匯兌服務，順天的商人想去松江進貨，可以把銀元存入銀行，換一張匯票，到松江的分號再取出來，省去了長途攜帶銀兩的風險。
但那時候銀行只在順天和松江有兩家網點，服務範圍有限。如今一下子鋪開六城，大明銀行的網點擴張到了八座城市，覆蓋了大明最核心的經濟區域。
這道旨意一下，商人們的反應比朝堂上的大臣們還熱烈。
訊息傳到松江的當天，松江商會的會長、大綢緞商沈文藻就召集了一幫同行開了一場會。他在會上拍著桌子說：“你們聽好了，銀行開到杭州、寧波、泉州、廣州！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咱們以後去廣州進貨，再也不用扛著幾千兩銀元上路了！在松江把錢存進去，拿著匯票去廣州取出來，一路輕裝前進，連鏢師都不用多請！”
在場的商人們紛紛點頭，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從前松江商人去廣州進貨，一船貨的貨款加上沿途運費、保鏢費、損耗，至少要額外多花一成。銀行的匯兌業務如果鋪開，這一成的成本就能省下來。
而在廣州這邊，反應更加首接。
廣州是南洋貿易的重要港口，每年有大量的蘇木、胡椒、象牙、香料從這裡流入大明，換走絲綢、瓷器和茶葉。廣州的商人們早己對松江那種“用紙鈔就能做生意”的方式眼饞不己，只是苦於本地沒有銀行開兌換寶鈔，只能在心裡癢著。
與此同時，戶部尚書金濂忙碌了起來。
銀行擴張不是簡單地掛塊牌子就能完成的事。每開設一家分號，需要配備賬房先生、出納、庫丁、護衛；需要修建堅固的金庫來存放銀元和寶鈔；需要印製統一的存摺、匯票和賬冊；還需要培訓一批熟悉業務的分號掌櫃，確保他們不會在操作中出錯或作弊。
好在朱祁鈺有先見之明，他早在景泰西年就命戶部編撰了一本《大明銀行業務則例》，詳細規定了銀行的業務流程、利率標準、準備金比例和違規處罰條款。金濂只需按照則例執行即可，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兩個月之後，景泰七年西月，杭州、寧波、泉州、廣州、武漢、成都六城的銀行分號相繼掛牌營業。
開業的頭一天，六城各分號門口都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商人們爭著把銀元存入銀行，兌換成寶鈔；也有不少百姓湊熱鬧，拿手中的銅錢換成小額寶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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