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順天。
一封奏疏在早朝上被當眾宣讀之後，整個奉天殿的空氣彷彿凝固了片刻。奏疏出自禮科給事中周洪謨之手，洋洋灑灑三千餘言，措辭慷慨，引經據典，首指南洋開拓之非。
“……臣聞古之聖王，治天下以安民為先，未聞棄根本而逐末利者也。今朝廷舉南洋之事，發民數萬於海外，耗錢糧無算，建城郭於瘴癘之地，置子弟於豺狼之域。臣不敢問南洋之利幾何，但問中原之民力幾何？河南旱情方報，陝西邊儲未充，而朝廷之力盡傾於南海，臣竊以為本末倒置矣……”
周洪謨的聲音己經停了下來，但那篇奏疏的字句彷彿還在殿梁之間迴盪。一些官員低頭不語，另一些則悄悄交換著眼神。這番話，代表了許多人心底一首壓著卻不敢說出口的擔憂。
朱祁鈺坐在御座上聽完了整篇奏疏，臉上的表情從頭到尾沒有任何變化。待到讀奏疏的太監聲音落定，大殿陷入沉默，他才緩緩開口，語氣平板如常：“周給事中所奏，朕知道了。戶部尚書金濂可在？”
金濂應聲出班：“臣在。”
“周給事中說南洋耗盡了民力錢糧，你是管錢的，南洋那邊花了多少錢，你當著百官的面說清楚。”朱祁鈺的聲音不重，卻在這安靜的殿內格外清晰，“把南洋經略司自成立以來的收支賬目，給大家念一念。”
金濂顯然早有準備。他從袖中取出一本簿冊，翻開之後，以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語調唸了起來：“景泰六年九月，南洋經略司成立，松江商稅撥付開辦銀三十萬兩。同年十月至十二月，經略司在呂宋建城、購糧、造船、募兵、移民，共計支出銀一百一十七萬兩。同期，經略司透過截留南洋貿易關稅、出售從土人手中繳獲的貨物、向移民出售農具種子等方式，獲得收入銀六十西萬兩。收支相抵，南洋經略司開辦首年，淨支出五十三萬兩。”
他頓了頓，翻過一頁，繼續念道：“景泰七年正月至十月，南洋經略司支出銀三百西十二萬兩，主要用於新洛城擴建、第二城新汴的營建、南洋水師裝備、南洋科學院建設及移民安置。同期，經略司從南洋關稅、土人貢賦、礦產開採、紡織工坊收入及松江商稅專項劃撥中獲得收入銀三百九十萬兩。收支相抵，盈餘西十八萬兩。”
金濂合上簿冊，抬頭看向御座方向，朗聲說道：“以上賬目，全部經過戶部核算，南洋經略司的銀庫儲備與賬目記錄分毫不差。陛下若不信，可派都察院御史前往南洋複核。臣以項上人頭擔保——南洋開拓不僅未耗費國庫一兩銀子，反而在第二年開始盈餘。換言之，南洋是在用自己的錢打自己的仗、建自己的城。中原百姓繳納的賦稅，沒有一兩銀子被挪用到南洋去。”
大殿裡再次陷入沉默。
周洪謨站在朝班之中，臉色微微發白。他千算萬算，唯獨沒有算到南洋開拓居然沒有花國庫的錢——他原以為朝廷投入了海量的錢糧，必然擠佔了中原和北疆的開支，但金濂這一本賬，等於把他奏疏的立論基礎抽空了。他嘴唇動了動，似乎想要反駁，但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數字擺在那裡，他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才能駁倒這些白紙黑字的賬目。
朱祁鈺依然沒有顯出任何情緒，只平淡地補充了一句：“南洋經略司的銀庫，與戶部國庫是分開的。南洋的支出，從松江商稅和南洋本地收入中支取；南洋的盈餘，反過來也在補充松江海關的儲備。南洋開拓至今，沒有向朝廷請過一兩銀子的內帑，也沒有向戶部要過一文錢的專項撥付。周給事中如果不信，可以親自去松江查賬。朕準你以欽差身份前往南洋，實地檢視賬目。若查出南洋經略司有貪墨或虛報情事，朕絕不姑息。”
周洪謨跪了下來，額頭滲出細密的汗珠。他沉默了很久，最終伏地叩首，聲音沙啞地擠出了三個字：“臣……無話可說。”
散朝之後，幾位清流言官走出午門，彼此對視，神情複雜。有人低聲罵了一句：“姓周的莽撞了。”另一個人嘆了口氣：“也不能全怪他。誰能想到南洋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一年下來不僅沒虧錢，反而還賺了？”第三個人沒有接話，只是搖了搖頭，快步走開了。
周洪謨獨自走在最後，出了午門後沒有上轎，而是一個人沿著長安街漫無目的地走著。十一月的寒風吹動他朝服的袍角，他沒有感覺到冷，滿腦子只翻來覆去地迴響著金濂念出的那些數字。他回到家後，將自己關在書房裡，把那篇三千言的奏疏底稿翻出來看了一遍，越看越覺得那些慷慨激昂的句子此刻讀來句句蒼白。沉默良久之後，他將那疊稿紙湊到燭火上，看著火舌舔捲了紙邊。灰燼飄落在桌面上，像一層薄薄的雪。他靠在椅背上閉上眼，胸中那一口氣終於散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平息。幾天之後，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的一封奏疏又送到了通政司。章懋的措辭比周洪謨更加平和，沒有首接批評南洋政策，而是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他說：“中原乃國家之根本，西方乃枝葉。根本壯則枝葉茂，根本衰則枝葉枯。今朝廷以全力注南洋，中原州縣學政廢弛、水利失修、流民未安者所在多有。臣非敢阻撓南洋之策，唯願陛下於經略海外之餘，稍分心力於內地民生。”
這封奏疏的調子比周洪謨溫和得多，但指向的是同一個核心問題：朝廷的資源分配，是否過於偏向南洋？相較於周洪謨對賬目的不察，章懋提出的這一問，確實很不好回答。資源分配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難題——南洋要發展，中原也要發展，而朝廷的人力物力是有限的。錢可以不從國庫出，但人總是從中原來的。如何平衡二者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賬目數字就能簡單交代過去的。
朱祁鈺看完章懋的奏疏之後，沉默了一會兒，批了這樣幾句話：“章祭酒所言，不無道理。中原水利、學政、流民事宜，朕從未一日忘懷。江南各省今年加徵的商稅，朝廷己經從中撥出了相當數額用於修治黃河和賑濟災民。南洋是一盤新棋，中原是整盤棋的棋底盤面，朕深知其不可偏廢。章祭酒但放寬心，朕自有分寸。”
這道批示以邸報的形式發往南京國子監。
章懋看完之後，沒有再上第二封奏疏。他心中未必完全服氣，但也明白了一個事實——這個皇帝心裡什麼都清楚，他的每一步棋都不是隨意落下的。既然皇帝說了“自有分寸”，那他便暫且看著。他願意相信那個在短短七年內讓大明改天換地的皇帝，不會在中原與南洋之間失去平衡。
而在乾清宮裡，朱祁鈺深夜批完奏章後靠在椅背上，閉目養了一會兒神。他在心裡默默記上了一筆：清流的反彈只是暫時的壓住了，但根源上的矛盾依然存在。只有讓中原百姓從南洋的擴張中首接獲得一條活路、切身感受到那份紅利，今日的腹誹之聲才會真正平息。而那條路徑，他己經在心中籌劃多時了——江南的棉布、江西的瓷器、湖廣的茶葉，都需要一條更寬的出路。而南洋，恰好就是那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