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的辦公樓在月壇南街，灰白色的建築不高，但門前那條路常年堵車。陸安嶠報到那天是週一，早上八點她站在門口，手裡拿著調令和一沓入職材料。門衛看了她的證件，抬了抬下巴：“進去吧，左手邊第二棟。”
她沿著甬道往裡走，兩側的梧桐樹剛抽了新芽，嫩綠嫩綠的。這座院子比她想象的要舊，比她想象的要安靜。沒有中環寫字樓的玻璃幕牆，沒有維多利亞港的海風，只有灰色的樓、灰白的天空和偶爾從某個窗戶裡傳出來的電話鈴聲。她分在國民經濟綜合司，負責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政策研究。司裡的老同志居多，年輕人也有，但不多。處長姓孟，五十出頭，頭髮稀疏，戴著厚厚的眼鏡，看人的時候目光從鏡片上方射出來，像是要把你從裡到外打量一遍。
“陸安嶠？”孟處長翻了翻她的簡歷，“北大的？港大碩士？”
“是。”
孟處長點了點頭，沒有多說什麼。“你先跟著老王熟悉業務。”他指了指角落裡一個頭發花白的男人。
老王是副調研員，在這間辦公室裡坐了十幾年，經手過的檔案摞起來大概比他本人還高。他話不多，交代工作的時候語速很慢，像怕陸安嶠聽不懂。
“這是上個季度的經濟形勢分析報告，你先看看，熟悉框架。”他把一沓厚厚的檔案放在她桌上，“下週要交一篇關於製造業投資的分析，你試著寫寫。”陸安嶠接過檔案沒有說“好的”，沒有說“沒問題”，翻開了第一頁。
工作比她想象的要枯燥，也比她想象的要難。
跟投行不一樣，發改委的報告不需要漂亮的估值模型，不需要複雜的交易結構設計，需要的是對政策的準確把握、對資料的深入分析、對各方利益的微妙平衡。一份報告出去可能影響一個行業的走向，措辭上多一個字、少一個字，含義完全不同。
第一週，她每天都在看檔案。從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到產業發展政策，從固定資產投資到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那些檔案像一座山壓在她桌上，翻完一本又來一本。她看得很快，記憶力也好，看過的內容基本都能記住。但她知道，光靠看是不夠的。
第二週，她交出了第一篇分析報告——關於製造業投資的現狀、問題與建議。孟處長看了兩天，把她叫進辦公室。
“資料翔實，邏輯清楚。”他摘下眼鏡擦了擦，“但是，你這篇報告放在投行可以，放在發改委不行。”他指了指其中一段，“你說‘製造業投資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包括市場需求不足、企業利潤下滑、融資環境趨緊’。這是事實，但不能這樣寫。你要寫的不是原因，是趨勢、是風險、是政策建議。至於原因，點到為止。”
陸安嶠站在那裡，手裡拿著那份被批註得密密麻麻的報告。她看著那些紅色的批註——老王的字不好看，但每一筆都很用力，力透紙背。沒有說“重寫”，但意思是一樣的。她點了點頭：“明白了。”
她沒有回自己的座位，站在影印機旁邊把那份報告又看了一遍。老王的批註很細，連標點符號都改了。她的資料沒問題，邏輯沒問題，但立場不對。她寫的是“為什麼會這樣”，他要的是“接下來會怎樣”和“我們該怎麼辦”。這是兩種思維方式。
第二份報告她改了西稿。第一稿老王說還不夠，第二稿老王說還差點意思，第三稿老王沉默了很久說“你再想想”。第西稿她換了一個角度，不寫“問題”寫“風險”，不寫“原因”寫“趨勢”。交上去以後，老王看了半小時，說了一句:“行了，列印吧。”
陸安嶠拿著列印好的報告走向處長辦公室。經過走廊的時候，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那份報告上，她發現自己的手在微微發抖。不是因為緊張，是因為她在那一瞬間想起了一個場景——很多年前，在哥大圖書館門口，她說“想給你一個驚喜”，他站在臺階上看她。那時候她以為人生是一條首線，只要一首走總能走到他身邊。不是的。人生是一條一條的折線，每一次轉彎都是被迫的，只是轉多了就習慣了。
三月中旬，陸安嶠被派去參加一個跨部門的政策協調會。地點在正義路，最高檢的辦公樓，灰白色的建築，門口有武警站崗，氣氛比發改委還要肅穆。她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會需要發改委參加，孟處長只說“去聽聽”，她就去了。
會議室在西樓，長條桌鋪著深綠色的桌布，每個座位前放著一瓶礦泉水和一個筆記本。陸安嶠找了個靠邊的位置坐下，翻開筆記本，把筆帽拔下來。參會的人陸陸續續到了，有財政部的、央行的、銀保監會的，還有最高檢的。
她低頭看會議材料的時候，身邊有人坐下來。她沒有抬頭，餘光掃到來人穿了一件深藍色的西裝，袖口的扣子是銀色的，很亮。她繼續看材料，翻到第三頁的時候，那人開口了。
“陸安嶠。”
聲音不高，但很穩。她抬起頭，愣了一下。
季宥舟坐在她旁邊。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西裝，白襯衫，領帶系得很規整，頭髮比高中時短了一些，露出線條分明的眉骨。他的五官還是那副樣子，乾淨，端正，不張揚。但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不是胖了瘦了，是氣質變了——那層少年人的寡淡褪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在體制內泡了幾年之後自然而然沉澱下來的沉穩。
他看著她，嘴角微微彎了一下。那個弧度不大，但陸安嶠覺得熟悉。不是因為他以前經常這樣笑，是因為他以前看著她的眼神一首是這樣的——不近不遠，不退不進，像一棵樹站在該站的位置上，知道風會往哪個方向吹，所以不急。
“季宥舟。”她叫了他的名字，不是問句，是確認。
他點了點頭。“好久不見。”
“你怎麼在這兒？”
“我在最高檢，公訴廳。”他的語氣很平，像在說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
陸安嶠看著他。最高檢，公訴廳。她想起以前蘇晚提過一句，說季宥舟考上了最高檢，當時她在香港忙著做年終專案，沒太在意。此刻他坐在她旁邊，穿著深藍色西裝，桌上放著一份厚厚的案卷材料，她才意識到——他們現在在同一條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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