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他從懷裡掏出一支鋼筆，遞給我，說‘這支筆我用了很多年，留給您做個念想’。
我接過筆一看，筆桿上刻著兩個字——維民。”何雨柱的呼吸有些急促了：“就憑這個，您就斷定他是紅黨？”
“當然不是。”聾老太笑了，“我當時也只是懷疑。首到一個月後，西九城特高課長日川鋼板受顯玗之託，來家看我，
無意中說西九城工委新調來一個負責人，叫楊維民，特別難纏，幾次行動都壞在他手裡。”
“我當時心裡一動，就問日川鋼板，那個楊維民長什麼樣？他大致描述了一下，年齡、相貌、口音……全對上了。”
聾老太看著何雨柱：“你說，天底下有這麼巧的事嗎？同名同姓，年齡相貌還都對得上？”
何雨柱沉默了。確實太巧了。
他死死盯著著聾老太，“那王霞呢？”
“王霞啊……”聾老太的眼神更復雜了，“那是更早的事了，1944年冬天。那天特別冷，下著大雪。
我早上起來，聽見後院柴房裡有動靜。過去一看，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躲在柴堆後面，凍得嘴唇發紫，身上還有傷。
我問她是誰，她說自己是逃難來的，家裡人都死了，想進城找活路，結果迷了路。我說這說辭漏洞百出，但她死活不改口。”
“我本來想把她轟出去，但看她那樣子實在可憐，就讓她在柴房暫住一晚，還給了她點吃的，熱水和一件舊棉襖。”
聾老太嘆了口氣：“那天晚上，西九城警察局特務科的倭國指導員全城大搜捕，到家裡坐了坐，說他們在抓一個紅黨女交通員，叫王霞。
二十出頭歲，中等個子，大臉盤左臉頰有道小疤——全對上了。
我當時心裡一驚，但沒聲張。
第二天一早，我去柴房看她，發現她己經走了，棉襖疊得整整齊齊放在那兒，旁邊還放著一個銀元。
我拿起銀元一看，上面用刀刻了個小小的‘霞’字。”
牢房裡安靜得可怕。何雨柱盯著聾老太，大腦飛速運轉。這一切聽起來太像真的了——細節、時間、人物特徵，都對得上。
而且最關鍵的是，聾老太說的這兩個人，確是真實存在！
“側福晉，”何雨柱緩緩開口，“您說的這些，都是您的一面之詞。我憑什麼相信您？”
聾老太咧開嘴，笑容裡帶著一種“我就知道你會這麼問”的得意。
“何家小子，你可以不信我，但你可以去查。”
她頓了頓，繼續說：“楊維民現在叫楊文禮，在城南開了一家‘文記書局’。他左腿受過傷，走路有點跛——
那是三年前在漱芳齋被打斷的，雖然後來接上了，但落下了病根。幾年了，老毛病沒改，長三堂子去不起了，去往半掩門鑽。
王霞現在叫王秀英，在城西的‘惠民診所’當護士。”
何雨柱的心越來越沉。
“側福晉，”他盯著她，“您既然知道這些，為什麼不早點報告？非要等到現在？”
聾老太的笑容消失了，臉色變得陰沉。“因為我女兒是川島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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