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五早上，蘇晚從地上爬起來，第一件事不是去廚房，而是從外套口袋裡把那封寫給趙小禾的信拿出來看了看。信封完好，封口貼得緊緊的。她把它放在茶几上，先去洗臉刷牙，然後煮粥，粥在鍋裡咕嘟咕嘟響的時候，她換了鞋下樓。
巷口的銀杏樹己經徹底禿了，枝條光禿禿的，像老人伸出的手指。天空灰白色，沒有太陽，也沒有風。郵局在巷口往右拐兩百米，她走進去，把信封投進門口的綠色鐵皮郵筒裡。信落進去的聲音很悶，咚的一聲，像一塊小石子掉進深井。她在郵筒前站了幾秒，轉身走了。回到家，粥剛好。
孫玉珍問她去寄信了？蘇晚點頭。陳桂芳說她也有信要寄，給在外地打工的女兒。蘇晚說下午陪她去。陳桂芳說好。
上午，沈默打電話來，聲音比平時緩了一些。“宋明遠的律師申請了精神鑑定，說他長年自閉，有嚴重憂鬱症，不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蘇晚攥緊了手機。“他自閉？他把自己關起來叫自閉？那別人被他關起來叫什麼？”
沈默沒有接話，只是說了句檢方不同意，法院指定了機構重新鑑定。蘇晚問他能透過嗎。沈默說不知道，但就算鑑定成立，他也逃不了。他發起RES計劃的時候，沒有自閉，沒有抑鬱，他清醒得很。蘇晚掛了電話。
林深看著她。她把這通電話的內容說了。李桂蘭從廚房探出頭，聲音有點抖，“他要是鑑定成了，是不是判得輕？”蘇晚說不會，二十五年的罪，一句抑鬱就帶走了？沒那麼便宜。趙玉蘭坐在摺疊床上疊衣服，抬頭說了一句，“他是裝的。”
下午蘇晚陪陳桂芳去郵局。陳桂芳走得很慢，每走幾步就要停下來喘口氣。她不是因為老，是因為骨頭壞了，在安康醫院的地下室裡潮溼，關節全壞了。蘇晚扶著她，走到郵局花了比平時多一倍的時間。陳桂芳把信封投進郵筒，那一瞬間她忽然說了一句話，說“我女兒不知道我在哪，她以為我死了。”
蘇晚看著她，“你信上寫了地址？”
陳桂芳搖頭，“沒寫，不能讓她知道。知道了她就來了。來了看到我這個樣子，她會哭。”
蘇晚沒說話，扶著她走回去。上樓的時候陳桂芳扶著扶手，上一層歇一下。
晚上母親煮了一鍋麵條，打了幾個雞蛋，放了青菜。九個人圍著茶几吃。蘇晚吃完了自己那碗，又去廚房盛了半碗。孫玉珍說，“你今天吃得多。”蘇晚說“寄了信，心裡的事少了。”
孫玉珍沒再問。
燈關了。蘇晚躺在地上，那把鑰匙在枕頭底下。宋明遠的精神鑑定，律師的辯護，法院怎麼判，她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她知道——那把鑰匙跟了她那麼久，從何寄遠家的鐵盒子到蘇敏的墓碑，從趙小禾的監獄到這扇鐵門。現在它的使命完成了，該讓它歇了。但她沒有把它扔掉，把它放進了抽屜裡。
抽屜裡還有那幾片葉子，還有蘇敏的照片。那把鑰匙躺在它們旁邊，生了綠鏽，字看不清了。但它還在那裡，和那些葉子在一起。
蘇晚翻了個身面朝牆，窗外的路燈還亮著。
趙小禾的信，大概三天能到。她收到會不會回？如果回，她寫什麼？蘇晚不知道。
她在黑暗裡把兩枚戒指轉了轉。那個帶花的戒指是林深買的，火車站門口的小攤，九塊錢。他當時說，先戴著，以後再換好的。蘇晚說不用換，這個就行。一首戴到現在，素圈也在。兩枚戒指，左右手各一枚，她從來沒有同時摘下來過，睡覺也戴著。它們的邊緣己經磨圓了，不硌手了，像長在手指上了一樣。
鑰匙不在了，但它還在抽屜裡。信寄出去了，但她還在等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