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材從基礎概念到社會發展史，全部重編。
教材中涉及各國社會制度評價的部分，也要重新審定。
所有教材必須體現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必須貫穿階級分析的立場，必須服務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總體目標。”
韋格納沉默了片刻。
“這是一件大事。不是教育部自己能決定的。需要黨中央討論，需要徵求各方面的意見，需要組織最優秀的專家來編寫。”
他頓了頓，“但我同意你的方向。”
“不過，托勒同志，我還有一個比教材更根本的問題。”
托勒微微歪了一下頭。
“我們的教育，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讓德國的孩子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過上比別的國家的人更好的日子？還是為了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沒等托勒回答韋格納緊接著說道，
“我不是說分數不重要。
分數是能力的體現，能力是建設國家的基礎。
但如果我們只追求分數，只追求升學率，只追求‘我們國家的學生在國際比賽中拿了第幾名’——那我們的教育和舊社會的教育有什麼區別？
舊社會不也是讓學生拼命背書、拼命考試、拼命往上爬嗎？
只不過那時候爬上去的是資本家的兒子，現在是——誰的分數高，誰就上去。”
“托勒同志，我和黨中央的同志們要的不是一批會考試的機器。我要的是一批有腦子的人，有心的人，有骨頭的人。
他們在學校裡學到的，不只是物理公式和化學反應方程式，還有——為什麼工人應該團結起來，為什麼壓迫是不正義的，為什麼這個世界可以變得更好。”
托勒在本子上飛快地記著。
“教材重編的事，你先牽頭做組織工作。
從全國抽調最好的歷史教師、政治教師、語文教師，組成教材編寫委員會。
要有大學教授，也要有中學一線教師；要有理論專家，也要有實踐經驗豐富的教育工作者。
編寫過程要有試驗階段，先在一些學校試點，根據反饋修改，再逐步推廣。”
“另外，教師培訓要跟上。
新教材出來了，老師不會教，等於我們白乾。
把各地最優秀的歷史和政治教師集中到柏林來，辦培訓班，讓教材編寫者親自給他們講課。
培訓一批，回去帶一批，一層一層地傳下去。”
韋格納說完這些，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陽光下顯得格外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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