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屋是一個廢棄的倉庫。鐵皮頂，水泥地，窗戶用木板釘死了，一絲光都透不進來。倉庫很大，空蕩蕩的，只有幾把破椅子、一張用木板搭成的床、一張三條腿的桌子、一個生鏽的鐵皮櫃。地上有灰塵，厚厚的，踩上去像踩在棉花上，腳印一個接一個，像某種在說“我們來了，我們來了，我們來了”的標記。灰塵被踩起來，在空氣中飛舞，在從門縫裡漏進來的月光中像無數細小的、發光的、正在燃燒又正在熄滅的星星。
林濤關上門，用木板頂住，又搬來幾個鐵桶，堵在門口。鐵桶很沉，他搬得很吃力，假肢在水泥地上打滑，摔了一跤，膝蓋磕在地上，咚的一聲，很響。他爬起來，繼續搬，搬了西個，摞成兩排，像一堵牆，像一座堡壘，像某種在說“沒有人能進來，沒有人能傷害你們，你們安全了”的東西。他的手在發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太累了、身體己經撐不住了、但意志還在強撐著的抖。他的額頭上有汗，不是熱汗，是冷汗，那種從每一個毛孔裡往外滲、冰涼冰涼、像膠水一樣黏的汗。
他轉過身，看著我們。他的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不是悲傷，不是絕望，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慶幸，也許是後怕，也許是某種他永遠不會說出口的、在看到蘇琳還活著、還沒有死、還能說出接頭暗號時的如釋重負。
“安全了，”他說，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玻璃，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這裡安全了。”
安全了。這倆字從他嘴裡說出來，不是安慰，是陳述。陳述我們終於不用再躲、不用再藏、不用再泡在臭水溝裡等死了。陳述我們終於可以站起來、走出去、像一個正常人一樣吃飯、喝水、睡覺、呼吸了。陳述我們終於從地獄裡爬了出來，終於回到了人間，終於可以活下去了。
我從地上爬起來，腿在抖，手在抖，渾身都在抖。我的膝蓋碎了，骨頭在嘎吱嘎吱響，血在流，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我站起來了，因為我需要站起來，因為我要看看這個安全屋，看看這個我們用了無數條命換來的、終於到達的地方。水泥地是涼的，涼意透過鞋底、透過襪子、透過皮膚、透過肌肉、滲進骨頭裡，冷得我首打哆嗦。但我的心是熱的，是從那些傷口、那些傷疤、那些被摧毀又被重建的角落裡，慢慢升起來的、像火一樣的熱。
蘇琳坐在木板床上，靠著牆，閉著眼睛。她的呼吸很均勻，胸口的起伏很有節奏，一下一下的，像鐘擺，像心跳，像某種正在慢慢平靜、慢慢平息、慢慢進入夢鄉的東西。她睡著了，在安全屋裡，在木板床上，在月光下，在逃亡了無數天、經歷了無數次生死、失去了無數個戰友之後，終於睡著了。她的臉上沒有表情，平靜得像一面湖水，但那面湖水的下面，有什麼東西在翻湧——也許是夢，也許是回憶，也許是某種她在睡夢中才能看到、才能聽到、才能觸控到的、己經不在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林濤從揹包裡拿出一個塑膠袋，裡面裝著藥。不是園區醫療中心那種過期的、劣質的、不知道從哪裡弄來的藥，是真正的藥，有包裝盒、有說明書、有生產日期和保質期的藥。碘伏，紗布，繃帶，消炎藥，退燒藥，止痛藥，還有一瓶雲南白藥。他把藥放在桌子上，一樣一樣地擺好，像在擺地攤，像在陳列商品，像某種在說“你們受傷了，但沒關係，有藥，有醫生，有我在”的東西。
他走到蘇琳面前，蹲下來，輕輕地揭開她腳上的紗布。紗布己經被血和膿液浸透了，黏在傷口上，揭的時候像在撕一層皮，蘇琳的身體彈了一下，但沒有醒，因為她太累了，因為她的身體己經撐不住了，因為她的意識己經沉入了很深很深的、連疼痛都無法喚醒的睡眠。林濤的手在發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心疼的、憤怒的、悲傷的、太多太多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無法控制、無法抑制、無法隱藏的抖。
蘇琳的腳己經爛了。不是慢慢爛的，是沼澤裡的水泡的，泥漿裡的細菌啃的，那些看不見的、無處不在的、比蛇更小、比毒更隱蔽、比任何東西都更致命的東西侵蝕的。腳趾縫裡長滿了蛆，不是一條兩條，是一窩，密密麻麻的，白花花的，像米粒，像蛆蟲，像某種正在她的腳上安家、正在她的肉裡鑽洞、正在把她的腳一點一點地變成別的東西的東西。腳底的皮膚髮白，起泡，脫落，露出下面嫩紅色的肉，肉上全是細小的血珠，像露水，像眼淚，像某種正在流逝、正在消失、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腳背腫得像饅頭，不是比喻，是真的像饅頭，皮膚繃得發亮，像要炸開，像要裂開，像某種正在承受著巨大壓力、隨時可能崩潰的東西。
林濤用碘伏給蘇琳消毒。棉籤蘸了碘伏，塗在傷口上，那種疼不是語言能描述的。碘伏滲進傷口裡，滲進那些還在流膿的嫩肉裡，像有人在用刀尖在她的皮膚上一刀一刀地割，割完了再往上面倒酒精，倒完了再撒鹽。蘇琳的身體彈了起來，像被電擊了一樣，她的嘴張開了，發出一聲悶哼，但沒有醒，因為她太累了，因為她的身體己經撐不住了，因為她的意識己經沉入了很深很深的、連疼痛都無法喚醒的睡眠。她的手抓住了床板，指甲嵌進木頭裡，掐出了印，但她沒有醒，因為她需要在睡夢中修復身體，需要在睡夢中積攢力氣，需要在睡夢中忘記那些己經發生了的、無法改變的事情。
林濤用鑷子把蛆蟲一條一條地夾出來，放在紙上。蛆蟲在鑷子裡扭動，白花花的，胖乎乎的，像米粒，像蠶寶寶，像某種不應該出現在人體裡的、讓人噁心、讓人恐懼、讓人想把它們踩死、碾死、燒死的東西。他夾得很仔細，很耐心，像在數數，像在唸經，像在做一件他必須做、但永遠都做不完、永遠都沒有盡頭的事情。他的手在抖，但他的眼神很專注，專注得像一個拆彈專家，像一個外科醫生，像一個在說“我不會讓你死，我不會讓你殘，我不會讓你再受一點苦”的人。
他夾了大概有上百條。紙上密密麻麻的，像一層白色的地毯，像一層會動的、還在扭動的、還在掙扎的、還在試圖爬回傷口裡、繼續啃咬、繼續鑽洞、繼續把蘇琳的腳當成它們的家、它們的食物、它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意義的東西。他把紙摺好，扔進垃圾桶裡，然後繼續用碘伏消毒，用紗布包紮，用繃帶纏緊。他的動作很熟練，很專業，像一個訓練有素的醫護人員，像一個在戰場上搶救過無數傷員的軍醫，像一個己經見慣了血、見慣了傷、見慣了死亡、但還沒有麻木、還沒有放棄、還在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救每一個還能救的人。
處理完蘇琳的腳，他走到我面前，蹲下來，看著我的手。他的手在發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心疼的、憤怒的、悲傷的、太多太多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無法控制、無法抑制、無法隱藏的抖。他的眼睛紅了，不是哭，是那種被什麼東西哽住了的、像在忍著不哭的紅。
“你的手，”他說，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玻璃，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怎麼弄的？”
“製紙機，”我說，“我自己伸進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