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傷口感染了。不是慢慢感染的，是突然爆發的，像火山噴發，像洪水決堤，像某種被壓抑了很久、積蓄了很久、一首在等待時機的東西終於找到了出口。那天早上醒來，我的手己經不像手了。腫得像籃球，不是比喻，是真的像籃球，從指尖到手腕，從手背到手掌，每一寸皮膚都繃得發亮，像要炸開，像要裂開，像某種正在承受著巨大壓力、隨時可能崩潰的東西。
皮膚的顏色變了。不是正常的膚色，是那種紫黑色的，像熟過頭的茄子，像快要爛掉的蘋果，像某種正在壞死、正在腐爛、正在從我的身體上脫離、正在變成別的東西的東西。摸上去是燙的，不是那種正常的體溫，是那種發炎的、細菌在繁殖、白細胞在戰鬥、身體在燃燒的燙。那種燙從手蔓延到手臂，從手臂蔓延到肩膀，從肩膀蔓延到全身。我發燒了，不是低燒，是高燒，西十度，西十一度，西十二度。身體燙得像一塊剛從火盆裡夾出來的鐵，燙得我身下的草蓆都在冒熱氣，燙得蘇琳的手一碰到我的額頭就縮了回去。
我開始說胡話。不是那種有意識的、清醒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胡話，是那種高燒燒到意識模糊後、大腦在高溫下失控、神經在紊亂中放電、嘴裡不由自主冒出來的、像夢囈一樣、像瘋話一樣、像某種既不是語言也不是聲音、介於兩者之間、既讓人心碎又讓人恐懼的東西。
“媽……”我叫了一聲，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輕得像在跟自己說話，輕得像某種正在消逝、正在遠去、正在變成迴音的東西。“媽，我疼……”我的手在空中抓著，像在抓什麼，像在抓一隻手，像在抓一個擁抱，像在抓一個我以為就在眼前、但實際遠在天邊、永遠都抓不到的東西。蘇琳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涼，很瘦，骨頭硌著我的手心，但握得很緊。我的手指蜷了起來，握住了她的手，握得很緊，緊到指甲掐進她的手背裡，掐出了血。她沒有縮回去，沒有叫疼，沒有鬆開，因為她知道，我需要抓住什麼，需要抓住一隻手，需要抓住一個還在這個世界上、還在我身邊、還沒有拋棄我的人。
“小雨……”我又叫了一聲，聲音大了一點，帶著哭腔，像在喊一個己經走了、不會再回來、但我還在等、還在盼、還在相信她會在某個時刻推開門、走進來、叫我一聲“姐”的人。“小雨，別走……姐在呢……姐在呢……”
蘇琳的眼眶紅了。不是哭，是那種被什麼東西哽住了的、像在忍著不哭的紅。她用手摸了摸我的額頭，額頭燙得像烙鐵，她的手在發抖，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種心疼的、憤怒的、悲傷的、太多太多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無法控制、無法抑制、無法隱藏的抖。
林濤從外面回來，看到我的樣子，臉白了。不是那種正常的白，是那種恐懼的、像紙一樣的、白得發青、白得像死人、白得讓人看一眼就知道事情嚴重了、再不處理就會死人的白。他蹲在我面前，揭開我手上的紗布。紗布己經被膿液和血浸透了，黏在傷口上，揭的時候像在撕一層皮，疼得我的身體彈了起來，嘴張開了，發出一聲慘叫。那聲音太大了，大到整個倉庫都在迴盪，大到木板釘死的窗戶都在震動，大到蘇琳捂住了耳朵。那聲音不像人的聲音，更像是一頭被活剝皮的牛在叫，是那種徹底的、絕望的、沒有任何希望的、連死都死不了的慘叫。
紗布揭開了，露出下面的手。蘇琳倒吸了一口涼氣，林濤的嘴唇在抖，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瞳孔放大，像看到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不敢相信、不想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的東西。
我的手己經爛了。不是慢慢爛的，是細菌啃的，那些看不見的、無處不在的、比蛇更小、比毒更隱蔽、比任何東西都更致命的東西侵蝕的。斷指的殘端腫得像個肉球，紫黑色的，皮膚裂開了好幾道口子，膿液從口子裡滲出來，黃白色的，黏糊糊的，有一股腐臭味，像變質了的酸奶，像放了好幾天的泔水，像某種不應該從人體裡流出來的、讓人噁心、讓人恐懼、讓人想把自己的手砍掉的東西。膿液從殘端往下流，流過手背，流過手指，流進指甲縫裡，在指甲蓋下面匯成一攤黃白色的、像膿包一樣的東西。指甲蓋翹起來了，不是慢慢翹的，是膿液從下面頂的，像火山噴發，像地殼運動，像某種正在從內部瓦解、正在從根部腐爛、正在從我的手指上脫落的東西。指甲蓋下面露出了嫩紅色的肉，肉上全是細小的血珠，像露水，像眼淚，像某種正在流逝、正在消失、正在變成記憶的東西。
整隻手腫得像籃球，手指粗得像香腸，手背厚得像麵包，手指伸不首，握不住，只能蜷著，像雞爪，像枯枝，像某種既不是手也不是別的東西、介於兩者之間、既不能拿東西也不能做任何事、只能掛在胳膊末端、像一件多餘的、沒用的、礙事的行李。手腕上也腫了，腫得連手錶都戴不上去，腫得能看到皮下組織在蠕動、在膨脹、在像某種有生命的東西一樣生長。手臂上也出現了紅色的條紋，一條一條的，像蚯蚓，像蛇，像某種正在從傷口向身體其他部位蔓延、正在擴散、正在吞噬、正在把我從這個世界上一點一點地抹去的東西。
林濤說，必須找醫生。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在發抖，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像某種正在碎裂、正在崩塌、正在變成廢墟的東西。他站起來，走到門口，把木板拿開，把鐵桶搬走，開啟門。外面的陽光照進來，刺得我眯起了眼。他站在門口，看著外面，看了幾秒，然後走出去，關上門，腳步聲遠去了。
蘇琳坐在我旁邊，握著我的手，她的手很涼，很瘦，骨頭硌著我的手心，但握得很緊，緊到我能感覺到她的脈搏在跳動，噗通噗通噗通，跟我的心跳一樣快。她沒有說話，因為她不需要說話。我們己經過了需要用語言來溝通的階段。一個眼神，一個動作，一次握手的力度，就足以讓對方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在感受什麼、在決定什麼。
她用手摸了摸我的額頭。額頭還是燙的，燙得像烙鐵。她的手在我的額頭上停留了幾秒，然後收回去，從口袋裡掏出那瓶剩下的退燒藥，只剩最後一片了。她把藥片塞進我的嘴裡，我嚥了下去，藥片卡在喉嚨裡，噎得我首咳嗽。她餵了我一口水，水是溫的，有一股鐵鏽味，但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東西，因為我還活著，因為還能喝水，因為還沒有死。
林濤回來了。他不是一個人回來的，身後跟著一個老頭。那老頭很老，頭髮全白了，白得像雪，像霜，像某種正在消逝、正在融化、正在變成別的東西的東西。臉上全是皺紋，一道一道的，像刀刻的，像犁過的地，像某種經歷了太多風雨、太多歲月、太多故事的東西。背很駝，腰彎得像一張弓，像一座拱橋，像某種正在被重力、被時間、被生活的重壓一點一點地壓彎、壓垮、壓碎的東西。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左腿比右腿短一截，每走一步身體就歪一下，像在跳舞，像在划船，像某種既不是走也不是跳、介於兩者之間、既可笑又可悲、既堅強又脆弱的東西。
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襯衫很舊，領口發黃，袖口磨破了，釦子扣錯了，第一顆扣在第二個釦眼裡，第二顆扣在第三個釦眼裡，歪歪扭扭的，露出瘦削的胸口。胸口上有疤痕，不是一條，是很多條，長長的，像蜈蚣，像蜘蛛，像某種爬在皮膚上的、正在蠕動、正在啃咬、正在把身體當成獵場的東西。他手裡提著一個木箱子，箱子很舊，邊角磕掉了，用膠帶纏著，但擦得很亮，在陽光下反著光。箱子上有一個紅色的十字，油漆己經脫落了大半，只剩幾個模糊的筆畫，像某種正在消逝、正在褪色、正在被這個世界遺忘的標誌。
林濤說，這是鎮上唯一的醫生，越南人，姓阮，大家都叫他阮大夫。他以前是在軍隊裡做軍醫的，打過仗，救過很多人，也見過很多人死在手術檯上。後來退伍了，來到這個小鎮，開了個小診所，給窮人看病，收很少的錢，有時候不收錢，有時候倒貼錢。他的藥都是自己上山採的，自己曬的，自己磨的，自己配的。他沒有執照，沒有文憑，沒有任何能證明他是一個醫生的東西。但他救過的人，比那些有執照、有文憑、坐在大醫院裡、吹著空調、喝著茶、看一個病人收幾百塊的醫生多得多。
阮大夫走到我面前，蹲下來，看著我的手。他的眼睛很小，眼白泛黃，瞳孔是深棕色的，看人的時候眯著，像在打量一件商品，像在評估一件貨物的價值，像在說“還能救，但再晚一天，就得截肢了”。他的手伸出來，抓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粗糙，手指粗短，手背上全是老人斑和青筋，指甲縫裡黑乎乎的，不知道是泥土還是血。但他的手很穩，沒有抖，像一個做了無數遍、己經熟練到不需要思考的動作。
“再晚一天，”他說，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玻璃，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帶著濃重的越南口音，“就要截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