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琳在醫院住了三個月。不是一個月，不是兩個月，是三個月。九十天，二千一百六十個小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分鐘，七百七十七萬六千秒。每一秒都像一年那麼長，每一秒都在承受著傷口癒合時的瘙癢、骨頭接合時的疼痛、麻藥退去後的清醒、以及那些在黑暗中湧來的、怎麼都趕不走的、像潮水一樣的回憶。但我每天都會去看她，從老家坐火車到昆明，三個小時，當天來回，風雨無阻。我媽說，你太累了，歇一天吧。我說，不累。怎麼能累呢？她一個人在醫院裡，沒有腿，沒有家人，沒有朋友，只有那些穿著白大褂、來去匆匆、連她的名字都記不住的醫生和護士。如果連我都不去，她就真的一個人了。
康復治療很苦。不是一般的苦，是那種從骨頭裡往外滲的、像有一萬隻螞蟻在爬、像有人在用刀在傷口上一刀一刀地割的苦。蘇琳的腿從膝蓋以下沒了，斷口處縫了針，黑色的線，像蜈蚣，像蜘蛛，像某種爬在皮膚上的、正在癒合、正在收縮、正在把那個洞一點一點地變小、一點一點地填滿、一點一點地變成一道疤的東西。她需要學習用假肢走路，不是真的走路，是那種用大腿的力量把假肢甩出去、然後身體跟上去、像在跳舞、像在划船、像某種既不是走也不是跳、介於兩者之間、既可笑又可悲、既堅強又脆弱的東西。
第一次站起來的時候，她摔倒了。不是慢慢地倒，是猛地倒，像一棵被砍倒的樹，像一堵被推倒的牆，像某種一首在撐著、一首在堅持、一首在告訴自己“我能行、我能行、我能行”的東西終於到了極限，再也撐不住了。她的膝蓋磕在地上，斷口處撞在假肢的介面上，疼得她倒吸一口涼氣，疼得她的身體彈了起來，疼得她的眼淚掉了下來。但她沒有叫，因為她不會叫，因為她是蘇琳，是那個被電擊不叫、被烙鐵不哭、被關小黑屋不求饒的蘇琳。她撐著地面，想站起來。手在抖，手臂在抖，渾身都在抖，但她撐著，用盡全身的力氣，把身體從地上拔起來，像拔一根蘿蔔，像拔一顆釘子，像拔某種己經在地上生了根、己經和地板融為一體、己經不想再動、不想再走、不想再活的東西。我走過去，扶住她，把她的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扶著她的腰，幫她站起來。她的身體很輕，輕得像一捆稻草，像一陣風就能吹走。但她在呼吸，在心跳，在堅持，在活著。
我學會了用缺了兩根手指的手寫字、吃飯、握東西。不是慢慢地學會的，是很快地學會的，因為我沒有時間慢慢學，因為我要活著，因為我要照顧蘇琳，因為我要把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的故事講給這個世界聽。一開始總是拿不穩筷子，麵條掉了一桌子，滑溜溜的，像泥鰍，像蛇，像某種在說“你抓不住我，你抓不住我，你抓不住我”的東西。我的眼淚掉了下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憋不住的、像擰開了水龍頭一樣的淚。但我沒有放棄，因為我不能放棄，因為放棄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我用手抓起一根麵條，放進嘴裡，嚼了嚼。麵條很軟，有麥香味，那種己經很久沒有嘗過、以為這輩子再也嘗不到的、普通的、平凡的、但在這個時刻、在這個地方、在這個我剛剛學會用殘缺的手吃飯的時刻，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都比任何美味佳餚都珍貴、比任何東西都更能讓我覺得自己還活著、還在人間、還沒有死的味道。
護士教我用手抓。她說，沒關係，用手抓也可以，只要能吃到嘴裡就行。她是一個年輕的女孩，二十三西歲，圓臉，大眼睛，看起來很溫柔。她教我把麵條纏在手指上，像纏毛線，像纏繩子，像某種在說“這樣就不會掉了，這樣就能吃到了，這樣就不會餓肚子了”的東西。我試了一次，麵條從手指上滑了下來。試了兩次，又滑了。試了三次，纏住了。我把麵條塞進嘴裡，嚼了嚼，嚥了。麵條很軟，有麥香味。我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那種真正的、發自內心的、像冰面裂開了一道縫、露出下面流動的水一樣的笑。護士也笑了，她的笑容很甜，像糖果，像蜜糖，像某種在說“你做到了，你做到了，你做到了”的東西。
後背的“逃”字結痂了。不是慢慢地結痂，是很快地結痂，像一層殼，像一層膜，像某種正在保護傷口、正在阻止血液繼續流、正在告訴身體“這裡己經好了，不用再浪費資源了”的東西。痂是黑色的，硬硬的，像石頭，像樹皮，像某種不應該長在人體上的、像盔甲一樣、像面具一樣、像某種在說“我己經不在乎了，我己經不疼了，我己經不是人了”的東西。癢，癢得厲害，像有一萬隻螞蟻在爬，像有人在用羽毛在傷口上輕輕地劃，像某種在說“撓我吧，撓我吧，撓我吧”的東西。但我不敢撓，因為一撓就破，一破就流血，一流血就感染，一感染就發炎，一發炎就更癢，惡性迴圈，永無止境。我讓護士幫我拍照，用手機，對著後背，咔嚓一聲。照片裡，那個“逃”字很大，從左肩胛骨一首延伸到右腰，佔了半個後背。它是鮮紅的，凸起的，像一條巨大的蜈蚣趴在我的後背上，像一道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像一個永遠無法磨滅的印記。我看了很久，久到手機螢幕暗了，又按亮，又暗了，又按亮。然後我說，不醜，這是我的勳章。護士看著我，眼神里有種說不出的東西，不是同情，不是憐憫，是一種更深的東西，也許是敬佩，也許是祝福，也許是某種她永遠不會說出口的、在看到一個人能從那樣的地獄裡爬出來、還能笑著說“這是我的勳章”時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國家給受害者安排了心理諮詢。不是免費的，是補貼的，每次八十塊，國家出六十，自己出二十。二十塊，不多，但對我和我媽來說，也是一筆開銷。我媽說，去吧，二十塊不多，媽出得起。她的聲音很輕，輕得像風吹過枯葉，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進了我的腦子裡。她的眼睛紅了，不是哭，是那種被什麼東西哽住了的、像在忍著不哭的紅。她掏出一張二十塊的紙幣，遞給我。紙幣是舊的，皺巴巴的，邊角磨損了，像她的人，像她的生活，像她那些被歲月和苦難磨平了稜角、但還在堅持、還在支撐、還在用她那點微薄的退休金、給我交心理諮詢費、給我買蘋果、給我做紅燒肉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