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還很多啊”
他每一次得體的應對，每一個精準的表態，都是在為兩國關係的微妙平衡添磚加瓦，就像在湍急的河面上架橋，第一步的樁子必須打牢，往後才能一步步鋪就通路。
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顧從卿的住處常有不期而至的訪客，多半是藉著公事的由頭，實則帶著幾分私人的期待。
有次一位教育部官員帶著女兒抱著《李哈利》來問後續，顧從卿蹲下來，耐心跟孩子解釋：“李哈利正在海底古城裡發現新線索呢，只是他得先等等，等顧叔叔把這邊的事情理順了，才能陪他繼續冒險呀。”
孩子似懂非懂地點頭，他趁機揉了揉她的頭髮：“等明年這個時候，說不定就能讀到新故事了。”
送走客人後，劉春曉看著書房裡那疊碼得整整齊齊的《李哈利》手稿，輕聲問：“真打算過一年再動筆？”
“嗯。”顧從卿靠在書架上，指尖劃過第三本的封面，“現在太忙，等過一陣用來錦上添花就行。”
他頓了頓，又說：“而且，這一年正好用來觀察，美國的社會氛圍、家庭觀念，甚至孩子們課間聊的話題，都是最好的素材。
到什麼地方，騎什麼馬。”
劉春曉懂他的意思。
海英在一旁拼樂高，忽然抬頭說：“爸爸，等你寫第四本，能不能加個美國朋友給李哈利？這樣會更好的融入吧？
加一個美國留學生。”
“好啊，到時候就按你說的來寫。”
接下來的三個月裡，他像個耐心的織網人，在密集的會面與看似隨意的交談中，不動聲色地收集著線索。
有時是在參議院的晚宴上，某位議員酒後抱怨“中情局最近總拿東歐的爛攤子搪塞經費不足”。
有時是與科技公司高管閒聊時，對方無意中提起“能源部正在收縮對某幾項軍民兩用技術的資助”。
這些碎片般的資訊，被他在深夜獨處時一一記在加密筆記本上，慢慢拼湊出一張模糊卻關鍵的圖譜。
關於那些散落在美國的科研人員，他更是慎之又慎。
某次與斯坦福大學一位華裔教授喝咖啡時，對方隱晦提及“幾位搞材料學的朋友最近處境微妙”，顧從卿沒有追問，只是聊起國內新建的實驗室，說起“儀器都是最先進的，就缺能靜下心做研究的人”。
他知道，這些人就像埋在土裡的種子，現在還不是破土的時候，得等到合適的時機，才能穩妥地帶回故土。
離任時一次性撤離的計劃，早已在他心裡盤算了無數遍，那時局勢已定，風聲漸息，最是安全。
海嬰在學校的日子，倒是一派明朗。
那所國際學校坐落在綠樹成蔭的富人區，校門口常停著掛著外交牌照或商界名流標誌的轎車。
班裡的孩子來自十幾個國家，父親是駐美武官的丹麥男孩會跟他聊樂高，母親是參議員助理的美國女孩會教他玩棒球，沒人會因為他的膚色或國籍另眼相看。
這些在特權圈層長大的孩子，早早學會了社交場的體面，加上海嬰天生愛笑，跑起步來像陣風，踢足球時能拼著搶下對方的球，很快就成了課間操場上最受歡迎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