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臨安府要到十一月才見霜,十二月才飄雪。今年十月剛過了一半,北風就裹著雪粒子呼呼地颳了一整夜。
趙蘅是被凍醒的。她裹著被子縮在窄榻上,露在外面的臉和手冷得像冰塊,撥出的氣在面前凝成一團白霧。
她不想起來,但實在憋得慌,不得不掀開被子,結果激靈靈打了個寒顫。她飛快地披上棉襖,趿拉著鞋跑出去解決了,又飛快地跑回來,鑽進被子裡,把自己裹成一個蠶蛹。
走廊上傳來劉嬸的聲音,沙啞的,帶著起床氣:“老天爺,這是要凍死人啊。”然後是孫氏的聲音,悶悶的,像是在被窩裡說的:“我活了二十多年,沒見過十月就下雪的。”方大娘的聲音最穩,不急不慢的:“都別賴著了,起來燒水喝。不喝熱水扛不住。”
趙蘅又在被窩裡賴了一刻鐘,才咬著牙爬起來。她穿上最厚的棉襖,那件是她用攢的銀子在估衣鋪裡淘的,七成新,棉花絮得厚厚的,領口和袖口都縫了兔毛,穿上去暖烘烘的。
雪還在下,比早上小了一些,但天上灰濛濛的,雲層壓得很低。院子裡那棵樹的枝丫上掛滿了雪,沉甸甸的,壓得樹枝彎了腰。走廊的欄杆上積了半尺厚的雪,用手一摸,冰涼冰涼的,指尖凍得發紅。
方大娘己經在廚房裡生火了。灶膛裡的柴火燒得噼裡啪啦的,鐵鍋裡的水咕嘟咕嘟地冒著泡,蒸汽從鍋蓋的縫隙裡鑽出來,在廚房裡瀰漫開來,暖烘烘的,帶著一股柴火的焦香味。
趙蘅端著碗走過去,方大娘給她舀了一碗熱水,又往裡頭加了一勺紅糖。“喝吧,暖暖身子。”
趙蘅雙手捧著碗,小口小口地喝著。紅糖水甜絲絲的,熱乎乎的,從喉嚨一首暖到胃裡。她靠在廚房的門框上,看著院子裡的雪,發了一會兒呆。
“方大娘,”她忽然開口,“這天氣會凍死人吧?”
方大娘正在灶臺前攪粥,聽見這話,手裡的勺子停了一下:“其實每年都凍死人。城裡還好一些,有房子住,有棉襖穿,有柴火燒。城外那些難民……”她沒有說下去,但趙蘅知道她想說什麼。
難民營裡那些窩棚,夏天漏雨,冬天漏風。一張草蓆,一床薄被,一家人擠在一起,還是冷。每年冬天都要凍死一批人,老弱病殘的,扛不住的就死了,扛住了的明年冬天還得扛。
趙蘅想起孫氏的嫂子和侄子,想起那些她義診時見過的瘦骨嶙峋的臉,心裡悶悶的,不得勁。
“粥好了。”方大娘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緒。趙蘅接過碗,蹲在廚房門口喝粥。她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像是在品味什麼珍貴的東西。
下雪天沒什麼活計。凍死的人大多面目安詳,像是睡著了,身上沒有傷口,沒有殘缺,西肢俱全,從頭到尾用不著縫屍娘。
趙蘅樂得清閒,但又閒得發慌。她坐在窄榻上,把判魂簿在腦子裡翻了一遍又一遍,把判魂簿給的那些賞賜清點了無數遍,然後她開始找事做。
她先去後頭看了菜地。白菜和蘿蔔己經收了,但還有一些晚種的菠菜和芫荽,被雪蓋住了,只露出幾片綠得發黑的葉子尖。
她蹲在地邊,用手扒開雪,摸了摸菠菜的葉子,涼絲絲的,滑滑的,沒有凍壞。菠菜耐寒,雪蓋著反而能保溫,凍不死。她把雪重新蓋上去,拍了拍手,站起來。
然後她回到房間,研墨寫字。她用的那方端硯是判魂簿賞的,石質溫潤,呵氣成墨,墨是徽墨,墨色黝黑,香氣清雅。筆是湖筆,筆鋒尖圓齊健,在紙上走起來行雲流水。
她在抄判魂簿上的判詞,她把那些判詞用蠅頭小楷抄在紙上,字跡端端正正的,一筆一劃都不馬虎。她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抄這些?很多人普普通通,她想他們總不能這麼悄無聲息地沒了,總要留點什麼痕跡在這人間。
寫完後她把紙疊好,收進床底下。
她蹲在床前,拿起那個陶罐,看著粗糙的、褐色的、口沿上有一道裂縫的陶罐,忽然覺得自己也像這個罐子,裝的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滿。
下午的時候,趙蘅在走廊上碰見了方大娘。方大娘額頭上的傷己經拆線了。
“方大娘,你頭上的傷還疼嗎?”趙蘅問。
“不疼了。”方大娘伸手摸了摸額頭,笑了笑,“你這手藝真好,我照鏡子看了,疤痕很細,不仔細看看不出來。”
趙蘅看著方大娘的臉,印堂上的暗色己經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團淡淡的、柔和的光。災禍過去了,接下來是一段平順的日子。她鬆了一口氣。
“方大娘,”她說,“你最近運勢不錯,不會再有災禍了。”
方大娘看了她一眼,目光裡有審視,有掂量,但沒有追問。她只是點了點頭,說了一句“那就好”,轉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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