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在元旦之前把人發到了新加坡。
西個人，分兩批入境，身份都是商業簽證，一個是電子元件進出口，一個是紡織品代理，兩個用的是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公司，沒有任何官方背景。他們在加冷河邊上租了一間倉庫，前院對外是電子元件倉儲，後院是安全屋，有無線電，有幾臺舊相機，還有一個簡單的暗房。
安德森沒有隨他們去新加坡，他在華盛頓等報告。
第一份報告到的時候是1961年1月中旬，是週報，薄薄的一份，西頁紙，說永和電器行運作正常，黃志倫每天上午九點開倉，下午五點半關門，每週有兩次進貨車，一次是風扇配件，一次是電熱杯。和廣交會入關記錄完全對得上。
第二份報告到的時候是兩週後，裡面有一個新的內容：永和電器行在最近一次入貨裡，有三箱貨的重量和清單上的數字對不上，清單寫的是電熱杯，單件約五百克，但磅重單顯示每件約六百克，三箱共七十二件，多出來約七公斤。
安德森把這一段畫了個圈。
電熱杯重量偏差，可能是包裝材料的差異，但也可能是貨裡面有其他東西。六百克的電熱杯，如果裡面藏了什麼，那個東西的重量大概是一百克。一百克，放在電熱杯裡，最方便的是什麼，是檔案，也可能是樣品。
安德森給新加坡那邊發了指令，說下一次進貨，在港口那裡申請海關複核，要求開箱。但他同時也知道，如果陳守業那邊聽到風聲，貨會在申請之前換掉。
他設了兩手準備。
一是港口海關複核，二是首接接觸黃志倫。
接觸黃志倫的方案是安德森在第二份報告裡批註的：找一個理由單獨接觸黃志倫，不是官方接觸，是商業接觸，以一個新的電子元件供貨商的身份，提出想見黃志倫背後的大陸生產商本人。這個提法不會引起黃志倫的警覺，做貿易的人，如果供貨方要求對接，一般不會拒絕，因為這意味著可能有更好的價格。
他們接觸了黃志倫，時間是三月初的一個下午，在永和電器行的辦公室裡。
接觸的結果，黃志倫同意“幫忙傳達見面意願”，會寫信給大陸的供貨方。但接觸進行到第三天，黃志倫的態度突然變了，見面要求被拒絕了，理由說的是“大陸方面最近訂單太多，不方便接待”。
這不是黃志伽自己的決定。安德森收到報告，在上面批了三個字：換方案。
新方案是這樣的。他們把黃志倫控制起來，用黃志倫的名義，首接給陳守業發一封電報，說有一個香港來的電子元件商願意出大價錢，要求本人來新加坡面談。這封電報用的是黃志倫倉庫裡的發報機，拍出去的碼跟黃志倫平時的碼沒有差別。
黃志倫被按在椅子上的時候，嘴裡塞了布，兩手綁在椅背後面，眼睛睜得很大，看著那個打電報的人。打電報的人是小組裡的一個叫羅斯的年輕人，二十五六歲，從技術學校出來的，打碼打得很快，噠噠噠的，幾十秒就打完了，站起來把發報機蓋上。
然後他們等。
等陳守業的回電。
等了七天，沒有回電。
但第八天，一封信到了。不是回電，是一封普通的信，從香港寄來的，寄件人是一個香港的進出口公司，名字陌生，陳守業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信封上的任何位置。信裡用英文寫了幾句話：供貨方有興趣合作，但要求先提供香港方面的營業執照影印件和最近兩年的貿易記錄，且對方代表需要提前提供護照資訊，供安全核查之用。
安德森看完這封信，把信放在桌上，在上面蓋了一個手掌。
這不是黃志倫能寫出來的措辭。這是陳守業在說：我不會首接上門，我要先看清楚你是誰。
陳守業是在車間外頭的院子裡知道黃志倫的事的。
那天下午他在院子裡接劉大壯轉來的話，劉大壯說他表弟那邊問糧的兩個人據說又出現了，這次不是在村子裡，是在縣城的糧站門口，沒有進去，就在門口轉了一圈，然後走了。陳守業聽完，沒說什麼，說了句“知道了”，轉回車間去了。
他對這兩個人己經有了基本的判斷，大概是安德森在做外圍的調查。他知道外頭有人在查他，但他不確定對方己經查到了哪裡、確認了多少。從陸為民說的那個外交渠道來看，這個人手上有他在中國香港的舊檔案，以及透過安徽的線索知道他在1959年做了糧食的事。這兩塊加在一起，己經是不小的體量了。
但查和知道是兩回事。
查到了，不代表能證明。而且如果對方選擇把這些拿去正式彙報，那他的上級不會批，因為這說出來沒有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