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香港出了大事。
從五月開始，新蒲崗的膠花廠工人罷工，跟警察起了衝突，抓了人。然後事態升級，罷工從一家廠蔓延到整個九龍工業區，左派工會全面介入，街頭貼滿了標語，到處是口號聲和玻璃碎裂的聲音。
到了七月，事情更嚴重了。街頭炸彈開始出現，真假混在一起，每天好幾起，人心惶惶。港府實施了宵禁，軍警上街巡邏，中環和灣仔的商鋪早早關門，銅鑼灣到了晚上八點就跟死城一樣。
華興電器廠在軒尼詩道的五樓和六樓，正好在宵禁範圍內。老梁來問陳守業怎麼辦，要不要停工。
“不停。”陳守業說，“工人住在廠裡，吃住都在樓上，不出門就不違反宵禁。原材料從空間走，產品也從空間走，不受外面影響。”
“可是電的問題，如果供電不穩……”
“發電機我從空間裡拿一臺出來，柴油也備夠，萬一停電了自己發電。”
老梁按他說的辦了。當天晚上，一臺柴油發電機出現在廠房的角落裡，老梁看了看，是英國產的珀金斯，市價兩萬港元，嶄新。
“陳先生，這臺機器哪來的。”
“庫存的，以前攢的。”
老梁沒追問。
七月的一個深夜，軒尼詩道外面響了一陣爆炸聲，然後是警笛。陳守業站在五樓的窗戶旁邊往下看，街上一片漆黑，只有警車的燈光在閃。一隊警察端著盾牌從街上跑過去，遠處有人在喊口號。
秀蘭從臥室出來，手裡拿著一件外套披在肩上。
“外面怎麼了。”
“鬧事，跟咱們沒關係，別出去就行。”
“嘉明呢。”
“睡了，別叫醒他。”
秀蘭站在他旁邊，也往下看了一會兒。街上又響了一聲悶響，像是炸彈，不遠處有一團火光閃了一下。
“比北京安靜多了。”秀蘭說。
陳守業看了她一眼，“北京怎麼了。”
“北京也鬧，但不是這麼鬧法。秀梅來信說，廠裡天天開會，街上到處是大字報。”
“信呢。”
“在抽屜裡，我沒給你寄香港，怕寄不到。”
陳守業去翻了翻抽屜，找到一封秀梅前陣子收到的信。不是秀梅寫的，是馬科長託人帶出來的口信，轉成了文字。上面寫了幾件事：李懷德升了正廠長，紅星軋鋼廠的生產在抓，但政治運動越來越緊；賈東旭被批了兩次，因為跟陳守業的關係；西合院那邊，賈張氏身體不好，何雨水結了婚搬走了。
陳守業把信摺好，放回抽屜。
北京那邊的事，他管不了，也插不上手。但他必要的時候可以回去把人接出來。
現在不行。現在香港這邊也亂，他得先穩住這邊。
“秀蘭，如果北京那邊實在不行了，我把嘉明送回去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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