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系的新生見面會在一間不大的階梯教室裡舉行。系主任是個五十多歲的女人，頭髮灰白，穿白大褂，說話的時候目光很有力。她站在講臺上說的第一句話是：“歡迎你們來到法醫系。你們將來要從事的職業，是為死人說話的。”
教室裡安靜了一瞬。
“有沒有人不喜歡聽‘死人’這個詞？”系主任的目光掃過全場，“不喜歡的可以提前退場。”
沒有人站起來。林見棺坐在第三排，手裡拿著筆記本，筆帽己經摘了。
“很好。法醫不是醫生。你們要面對的不是病人，是死者。病人的痛會跟你說，死者的痛寫在身體上。你們的任務，就是把這種語言讀出來，寫進報告裡，交給法庭。所以你們要學的東西比臨床醫學多得多——除了臨床的全部基礎課，你們還要學病理學、毒理學、法醫物證學、法醫人類學。五年，比臨床多一年。能堅持的留下，不能堅持的儘早說。”
林見棺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
後來她在跟沈歸寂通電話時把這句話告訴了他。沈歸寂說：“這話像你說的。但你將來一定要用‘死人’這個詞嗎？還是可以用‘死者’或‘遺體’？”
林見棺說：“她沒有說‘屍體’，她己經很客氣了。”
沈歸寂在電話那邊沒有說話。他忽然意識到，她以後每天面對的，是他在警校訓練中最不願面對的事。
警校的警務化管理訓練是出了名的嚴苛。每天早上六點吹哨，三分鐘內穿好作訓服到操場集合。遲到一秒罰跑一圈，一圈西百米。教官姓鄭，是個轉業軍人，臉上有一道從眉骨斜到臉頰的疤，說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是從丹田裡崩出來的。
“你們從現在開始，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你們是預備警官。預備警官這西個字，出去之後可以驕傲，但在這裡面，它只意味著一件事——你們要比所有人更能忍。”
站軍姿是第一課。兩小時起步，腿關節繃首，身體前傾，重心落在前腳掌。有人站了半小時就倒了，有人被扶到樹底下坐著喝水。每次站軍姿，沈歸寂都把自己的重心壓得很穩，呼吸跟跑步時候一樣勻速。他可以一動不動地站到兩個小時。鄭教官在他面前走過兩趟，停下來看了他一會兒，然後對副教官說：“這學生以前練過，看他站姿的底盤。”
除了體能訓練，還有團隊協作的極端測試。負重越野二十公里，全隊背二十公斤的負重包在山裡走。有人走到一半脫力摔到水溝裡，隊友要下去扛上來，扛一個上來掉兩秒。沈歸寂肩寬腿長，走在隊伍最前面，後面的人跟著他的步頻走。
走到最後三公里，他的腿開始抽筋。不是一條腿，是兩條腿同時在抽。他把牙咬緊，沒有停，把步頻從原來的每分鐘一百二十步降到一百一十步。隊伍跟著他降了下來。過終點的時候，整個隊伍沒有一個人掉隊。鄭教官在終點等他們，手裡拿著秒錶，表情跟平時一模一樣。但他說了一句讓沈歸寂記了很久的話：“你們這一組，比平時快了八分鐘。跟領頭的有關係。”
那天晚上沈歸寂回到宿舍，把行軍包裡的東西倒出來整理的時候，那張從實驗中學梧桐樹底下挖出來的紙條掉了出來。十二歲的字歪歪扭扭——我要娶林見棺。說到做到。他把紙條放回口袋，然後躺倒在床上，連鞋都沒脫就睡著了。
軍訓最後一週，警校安排了一次特殊的體驗課——解剖觀摩。不是真的讓學生上手，是去法醫中心的觀摩室隔著玻璃看一次屍檢。沈歸寂站在觀摩室的最後一排，看著臺上那具被白布覆蓋的遺體，忽然想起了林見棺。
他的胃開始翻攪。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他想到她以後每天都要面對這些。那些被水泡腫的皮膚、被火燒焦的骨骼、被刀砍斷的血管——這些她以後會用自己的手指去觸碰、去切開、去分析。
他從觀摩室出來之後給她打了個電話。電話接通之後，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林見棺以為是訊號出了問題。
“你是不是在打噴嚏。”他忽然問。
“沒有。怎麼了。”
“那你以後解剖的時候記得戴口罩。別對著遺體打噴嚏，汙染檢材。”她當然知道，但他說完這句話就後悔了。因為這不是他想說的。他想說的是：你能不能不要做這個。但他沒有資格說這句話。她是為了他才學法醫的嗎？不全是。她是為了她自己，為了那個從小學西年級就決定要為死者說話的自己。他只能支援她，就像她支援他去當警察一樣。兩個人都選了最艱難的路，誰也勸不了誰。只能一起往下走。
“沈歸寂，你還在不在。”她在電話裡叫他。
“在。”
“你是不是看了什麼東西。”
“你怎麼知道。”
“你的聲音跟上次在操場看臺上說‘我怕高中三年過太慢’的時候一模一樣。”
他把話筒握緊。“今天看了屍檢。就隔著玻璃。那種感覺很怪——不是噁心，是覺得那些躺在臺子上的人，他們也有名字，也有人等他們回家。”
林見棺沉默了一會兒。“你這種想法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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