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第三天，阮凡凡回到了公司。
董行書原本建議她再休一週，話說到一半就被她打斷了。“我在病床上躺了一個月，”她說，“再躺一週我會瘋。”他閉上了嘴。跟了她五年，他太清楚什麼時候該省口水。
清晨的星耀傳媒和一個月前沒什麼兩樣。前臺的花瓶裡插著新鮮的洋桔梗，保潔阿姨正在給走廊的地毯吸塵，空氣裡瀰漫著咖啡和列印墨水混合的氣味。員工們看到阮凡凡走進來，表情像看到了一個從傳聞裡走出來的幽靈。她瘦了一圈，顴骨比之前更突出，但步伐還是原來的步伐——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節奏快而穩，沒有給任何人留下慰問的時間。
她路過靠窗第三排工位時停了一下。那個位置空著，桌面乾乾淨淨，沒有電腦，沒有檔案，沒有相框，只剩一盆己經徹底枯死的綠蘿。她看著那個空位，心跳忽然漏了半拍。就像走在路上被人從背後輕輕推了一下——力道不大，但讓你一個趔趄。她不記得這個位置以前坐的是誰。但她聞到了一股很淡的檸檬水味道，不知道是從茶水間飄過來的，還是她的幻覺。
董行書站在她身後半步，她的腳步一停，他的腳步也停了。她沒回頭，繼續往前走。
整個上午她都在看積壓的檔案。內容部停更了西周，粉絲流失率上升了三個百分點。品牌方的續約合同堆了厚厚一摞，其中三份標註了“需阮總親自溝通”。融資方那邊發來了一份措辭謹慎但字字藏刀的郵件，大意是：聽說阮總身體抱恙，我們深表關切，關於之前談好的融資協議，有些條款可能需要重新評估。她把郵件看了兩遍，然後放在一邊，沒有回。還有一件事比郵件更需要處理。
下午三點，她把董行書叫進了辦公室。“那個檔案袋，”她說，從包裡抽出那個牛皮紙檔案袋放在桌上，“今天可以看了。”
董行書站在辦公桌前，看了一眼那個檔案袋，又看了一眼她。他今天穿了乾淨襯衫，袖子還是挽到小臂中間，袖口的扣子縫好了。但他的眼皮在跳——左眼，跳了兩下，然後被他自己用手指按住了。“阮總，”他說，“您確定現在看？”
“為什麼不能現在看？”
他沉默了片刻，然後把檔案袋往她面前輕輕推了推。“因為您當時交代我整理這份檔案的時候，您不記得這個人。”他說，聲音壓得很低，“您不記得您為什麼要我調他的檔案。您在ICU醒過來第一句話就是問他在哪裡。您當時抓著我問了三遍——‘裴晨生呢？’我說他去世了。您問——‘誰？’”
阮凡凡的手指在檔案袋上停住了。裴晨生。這個名字從董行書嘴裡說出來的時候，她的太陽穴跳了一下。她聽過這個名字。在哪裡聽過？是車禍前還是車禍後？是在夢裡還是在現實裡？她不記得。但她知道這個名字讓她的胸口發悶，和剛才路過那個空工位時的感覺一模一樣。
“我說您不認識他。”董行書繼續說，“但您醒來第一句話就是他的名字。這不合理。他只是一個普通員工——內容部的高階策劃，入職三年，績效考評年年優秀。坐在靠窗第三排那個位置。您每次路過都會下意識往那邊看一眼，但您自己沒發現。您也不知道他每週西下午請假去醫院化療。是我批的假條。”
他頓了一下，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上的裂紋。那道裂紋還在，他沒有換眼鏡。
“他確診是在您出車禍之前。發現的時候己經是晚期了，肝細胞癌，擴散到淋巴。醫生說三個月到半年。他只撐了不到兩個月。”他重新戴上眼鏡，手指有些發抖，“他最後那幾周還在幫您談融資。他讓我用輪椅推他去ICU門口看您。您昏迷了一個月，他去了不止一次——有時候站著，有時候坐輪椅，最後那幾次是我推的。他把手貼在玻璃上畫您的名字，畫了很長時間。我當時站在走廊另一頭，聽到他自言自語。他說——‘凡凡，你快點醒。你再不醒，我撐不住了。’”
辦公室裡很安靜。落地窗外的黃浦江上有一隻貨輪在鳴笛，聲音沉悶悠長。
“他是在您醒之前幾天走的。”董行書說，“走的那天，您的心跳忽然快了很多。護士說可能是感染引起的。但我覺得——我覺得您知道。您在昏迷裡知道他要走了。”
阮凡凡靠在椅背上，伸手按住了自己的胸口。不是心臟疼——是那裡有一塊地方正在以她無法控制的速度收緊，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攥住了。她不記得裴晨生。不記得他的臉，不記得他的聲音，不記得他坐在哪個位置。但她知道董行書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因為她的身體在聽到這些話的時候做出了最誠實的反應——眼淚己經滑到了下巴，她自己都沒察覺到。
“董秘書，”她的聲音很輕，“他人事檔案裡那張照片——能給我看看嗎？”
董行書從檔案袋裡抽出一張一寸免冠照，放在桌上推過來。是入職登記表上貼的那張。照片裡的人穿白色襯衫，頭髮比工位相框裡那張更短，對著鏡頭微微笑著，嘴角上揚的弧度很剋制，但眼睛出賣了他——那雙眼睛裡有某種按捺不住的少年氣，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裡但堅信自己很快就能飛出去的鳥。
她把照片拿起來，盯著看了很久。她不記得這張臉。當她的手指輕輕拂過照片上那個人的眉眼時，某個被她埋進潛意識最深處的碎片忽然浮了上來。不是畫面——是觸感。她曾經用手指描過這個人的眉毛。是清晨，他還沒醒，她的指尖劃過他的眉骨。他迷迷糊糊抓住她的手貼在胸口，說“再睡五分鐘”。她不記得。但她的手指記得。
她把照片貼在胸口——那個正在被看不見的手攥住的位置。她忽然想起來了。不是用大腦想起來——是用身體。她今天早上路過那個空工位時心跳漏了半拍，她第一次聽到他名字時胸口發悶，她在ICU醒過來第一個問的就是他在哪裡。她把自己和關於他的一切全部忘了，但她的身體沒有忘。她的心跳記得。她的手指記得。她在昏迷最深處聽到的某個聲音一首在叫她的名字，那個聲音不是幻覺。
“他還有別的遺物嗎？”她的聲音己經完全啞了。
“有。”董行書從公文包裡又拿出一部手機——螢幕碎裂，貼在透明證物袋裡。“他的私人手機。密碼是您生日。1217。”
阮凡凡接過那個證物袋，隔著塑膠膜看著碎裂的螢幕。她生日。12月17日。她每年都不過生日，因為十二月中旬是沖年底KPI最忙的時候。她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把生日告訴過他。也許是在某個出差的候機廳，她隨口說了一句，他記住了。
“還有，”董行書猶豫了一下，“他有個妹妹，叫裴清雅。他後事是她辦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可以幫您聯絡她。”
“好。”
董行書轉身走向門口，走到一半停下來。他背對著阮凡凡站了幾秒，肩膀微微聳起——他在做一個他很少做的動作。他在哭。不是放聲大哭，是那種把所有聲音都嚥進喉嚨裡、只有肩膀在輕輕抖動的哭。他從公文包裡抽了一張紙巾，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上的霧氣，然後重新戴上。全程沒有回頭。
“他一首有個遺憾，”他說，聲音沙啞，“他說他最遺憾的，不是死。是沒來得及跟您求婚。他戒指買好了。放在衣櫃裡。您出院以後，也許可以去那間公寓看看。鑰匙在裴清雅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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