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檳城。
喬治市的街頭，華語學校的下課鈴聲在熱帶的陣雨中準時響起。
穿白襯衫藍短褲的孩子們撐著雨傘從校門湧出，他們的父母站在騎樓下避雨，用摻雜著閩南話、廣東話和客家話的日常閒聊等著接孩子回家。
這些孩子中的大多數人出生在聯邦成立前後。
他們不知道勿裡洞的礦渣山曾經被炮火削平過。
不知道拉讓河的灘頭上曾經躺滿了陣亡者的屍體。
不知道他們的祖輩曾經在英殖民時期被趕進圍著鐵絲網的“新村”。
不知道他們的父輩曾經在柔佛海峽的灘頭上用刺刀跟印尼軍隊拼命。
他們只知道每天揹著書包穿過喬治市的老街，在騎樓柱子之間互相追逐打鬧，用華語和英語交替喊同伴的名字。
劉光天站在街對面的茶室裡看著這一幕，端著一杯涼透的普洱茶，很久沒有說話。
賈東旭坐在他對面，手裡端著那杯從不加糖的海南咖啡，也沒有說話。
窗外那些穿著校服的孩子，就是時間。太多孩子在檳城、新加坡和柔佛的華語學校校門外湧出來，多到足以讓任何人口統計學家相信，南洋聯邦的未來己經寫在了這些孩子的出生證上。
從1966年起推行的“生根計劃”在十年間從根本上改變了聯邦的人口結構。
每戶華人家庭生育三個以上子女可獲得聯邦住房補貼，五個以上則子女教育費用由聯邦財政全額承擔，母親另獲“聯邦母親勳章”和終身免稅待遇。
這項政策的設計者劉光天在聯邦經濟發展部內部會議上說過一句話，只有他們幾個人在場的內部會議上——這項政策不寫在任何公開檔案中。
但它的目標很明確：用一代人的時間讓聯邦的華人人口占比超過半數。
李耀祖當時問這個目標有沒有科學依據，劉光天在紙上畫了一道曲線，用手指點在曲線的最高處，說這是華人婦女在享有全額托兒補貼和公立醫院免費分娩條件下的預期總和生育率。
李耀祖看了那個數字很久，只說了一個字——夠。
夠。劉光天的數學模型用十年時間被證明是正確的。
聯邦財政部每年撥出專項經費用於生育補貼和母嬰保健，聯邦衛生部將孕產婦死亡率壓低到了能與任何發達國家媲美的水平，聯邦教育部在各州新建了數百所公立華語學校。
十年後聯邦華人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建國初期的約三點零上升至政策穩定後的約三點五到三點八，非華人族群的生育率則在自然水平上維持在二點五到三點零之間。
每年聯邦統計局公佈的出生人口資料中，華人新生兒的絕對數量和佔比都明顯高於非華人。這些數字在聯邦移民局的人口統計年報中被逐行記錄，聯邦移民局長每次呈送這份年報給劉光天時，都在封面附一張便條，上面只有一句話——議長，數字又漲了。
年年如此。到1976年，聯邦華人總人口首次超過聯邦總人口的半數。
這個數字在聯邦議會的人口統計公報上被白紙黑字地印了出來，但沒有任何人公開談論它，因為它不在任何一份官方檔案裡。
爪哇聯合王國的蘇丹代表們最先察覺到了變化。
日惹蘇丹在一次聯邦參議院閉門會議上用極其含蓄的語氣提到，蘇門答臘的華人移民潮正在改變某些州的人口結構，聯邦政府對此應當予以關注。
他說話時手指輕輕敲著檀木扶手，眼睛沒有看任何人。
李耀祖回答說各構成國的內部人口統計由各構成國自行管理，聯邦政府不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