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聯邦航空發動機研究院把這項技術消化完成，聯邦就能造出與蘇聯最好的發動機同等水平的戰鬥機引擎。
一架戰鬥機的心臟是發動機，發動機的心臟是渦輪葉片，渦輪葉片的心臟是定向結晶鑄造工藝。聯邦現在有這個工藝了。”
許大茂沉默了很久，然後把鋼筆從桌上拿起來放進西裝內袋裡，用一種推銷員特有的坦率語氣開口：“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國會山被人盤問聯邦的償付能力，我把恒生銀行的擔保信拍在桌上。
今天聯邦拿到了蘇聯最好的航空發動機技術、最好的造船焊接工藝、最好的精密機床、最好的光學玻璃、最好的火箭燃料配方。這些技術不是用擔保信換來的，是用我們自己的工程師和貿易代表在蘇聯的冰天雪地裡用合法合同一份一份買回來的。
如果有一天聯邦自己的戰鬥機從樟宜空軍基地起飛，我會在總統辦公室的窗前對它敬一個禮——不是敬那架飛機，是敬所有在莫斯科零下三十度排隊等麵包的日子裡，把最後一份技術資料交給我們的人。”
劉光天站起來走到地圖前，用手指在列寧格勒、烏拉爾、基輔和尼古拉耶夫西個位置依次點了一下。每一個位置都留著一個微溫的指紋，彷彿那些才關閉不久的實驗室廢墟里，最後一臺被拆解的數控機床還在發出餘熱。
他說：“第一批蘇聯技術專家己抵達聯邦。聯邦航空發動機研究院剛成立渦輪葉片定向結晶工藝專項攻關組，組長姓李。”
他把手指從地圖上收回來，轉過身看著許大茂和王偉，“從現在起，蘇聯的技術遺產在聯邦的實驗室裡繼續運轉。蘇聯的機床在聯邦的工廠裡繼續加工零件。
蘇聯的焊接工藝在聯邦的船廠裡繼續建造艦艇。蘇聯的科學家在聯邦的大學裡繼續帶學生——帶聯邦自己的學生。
蘇聯輸了，聯邦沒輸。聯邦等了這麼久，等的不是蘇聯解體，是蘇聯的技術在新漢都的實驗室裡重新開始呼吸。
他們己經呼吸了。”
1990年3月，新漢都樟宜國際機場。
一架從莫斯科經停德黑蘭的聯邦航空公司定期航班在細雨中降落。
艙門開啟時，舷梯下站著聯邦移民局的官員和聯邦國立大學工學院的幾位教授。
維克托·薩哈羅夫教授拎著一隻舊皮箱走下舷梯，他身後跟著幾名研究員，每人手裡都拎著類似的舊皮箱，皮箱表面貼著蘇聯科學院的標籤，標籤上的鐮刀錘子圖案己經被反覆撕貼磨得模糊不清。
薩哈羅夫站在舷梯下抬頭看了一眼新漢都的天空——赤道的雨後空氣中瀰漫著熱帶植物特有的溼潤清香，停機坪邊緣的棕櫚樹在微風中輕輕搖曳。
他在這溼熱的風裡站了片刻，感覺肺部被另一種空氣充滿。
那不是列寧格勒冬天零下三十度的乾冷，不是實驗室暖氣片漏水時散發的鏽鐵味，也不是克格勃接待室裡用消毒水反覆擦洗後殘留在空氣中的氯氣。
他拎起舊皮箱走向入境大廳，皮箱裡裝著他在列寧格勒最後幾個月親自整理的液氧煤油發動機燃燒室設計資料——每一頁都有他的親筆簽名和蘇聯國家專利局的正式轉讓登記號。
這些紙張曾經在克格勃保密檔案櫃裡鎖了將近二十年，現在被合法地、光明正大地帶到了這個熱帶城市，將在聯邦國立大學工學院的新實驗室裡重新開始燃燒。
1990年12月，新漢都，聯邦議會新年團拜會。
劉光天站在議會大廈的穹頂大廳裡，手裡端著那杯從不加糖的普洱茶，面前是許大茂、王偉、李耀祖和剛從檳城趕來的侯賽因·奧恩。
大廳裡懸掛著聯邦星月旗，議員們三三兩兩地交談著，氣氛輕鬆而熱烈。
劉光天站在角落裡，用只有身邊幾個人能聽到的聲音說了一段話，語速很慢，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敲在聯邦成立以來最漫長但最豐厚的收穫季節裡。
“再過一年，克里姆林宮的旗會降下來。全世界都會問一個問題——蘇聯的技術去哪裡了？”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用手指在杯沿上輕輕畫了一個圈，“不會在 CIA 的檔案櫃裡，不會在摩薩德的微縮膠捲裡，不會在波恩和東京的外交郵袋裡。
蘇聯最好的航空發動機技術、造船焊接技術、精密機床技術、光學玻璃技術和火箭燃料技術——全部在新漢都。
不是偷來的，不是搶來的。
是蘇聯人自己在最絕望的時候用公平價格賣給我們、轉讓給我們、親自帶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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