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在的俱樂部裡一陣沉默，紳士們抽著雪茄。喝著威士忌，思緒都飄回了一年前。
這種「本屬於我們」的失落感，並不僅限於俱樂部，在各大報社編輯部裡，編輯和記者們也在激烈爭論。
《每日電訊報》的一位資深撰稿人對著主編嚷嚷：「我們必須正視這種情緒，先生！讀者來信像雪片一樣，都在抱怨
——抱怨我們英國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他們懷念福爾摩斯，他們為『失去』了一個同樣偉大的偵探系列而痛心！」
主編只能揉著額頭：「所以我們要引導這種情緒，批評去年的過度反應，同時……嗯，要強調我們的開放態度……
但要記住，用詞不能太卑微，顯得我們是在乞求。」
《旁觀者》雜誌的編輯部則瀰漫著一種自我檢討的氛圍。
一位編輯在選題會上說：「我們當時是否也對《加勒比海盜》過於苛責了？是否不自覺地加入了那場抨擊？
現在，我們可能永遠失去了一位能持續為英國讀者提供頂級偵探小說的作家，至少，他不再優先考慮我們了！」
這種懊惱甚至蔓延到了更高的社會階層。在一些沙龍和晚宴上，不止一位議員聽到類似的私下抱怨：
「看看現在，巴黎在為什麼歡呼？在為從我們這裡『奪走』的文學榮耀歡呼！」
當然，並非所有英國人都沉浸在惋惜中。也有人在帝國榮譽感的驅使下，試圖貶低波洛和《東方快車謀殺案》。
「一個笨拙的模仿者」「翻版的冒牌福爾摩斯」「刻意追求優雅反而顯得虛偽」——這樣的批評出現在一些小報上。
但這類聲音很快被普遍瀰漫的失落情緒所淹沒。
大多數評論家和讀者都深深地渴望讀到這個推理故事，尤其是萊昂納爾用了那麼神奇的方式來講述它。
這種期待，更加劇了那份「失去」的苦澀。
而讓倫敦所有出版商無法捉摸的是，內閣與女王對索雷爾的態度——嚴格來說，他完全被禁的作品只有《1984》。
他在英國出版的所有舊作，除了《加勒比海盜》不能在英國本土銷售外，其他都沒有被「下架」。
但是新作呢？至少《泰坦號沉沒》就沒有在英國出版。
倒不是沒有出版商向倫敦警察廳的出版審查部門諮詢過這個問題，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模稜兩可的——
「從制度層面上，帝國不對任何將要出版的書籍進行預先審查，我們只負責在書籍出版以後視其內容及影響進行審慎的評估再決定是否對其執行及如何執行帝國相關法律規定的懲罰措施，包括但不限於禁止銷售。銷燬庫存。追回售本。罰款。起訴作者或出版者等。」
這一番話下來，膽子再大的出版商都不敢妄想了，只能眼巴巴看著金礦近在咫尺，卻一動不能動。
————————
萊昂納爾並沒有讓巴黎的讀者等太久。
10月下旬，「沙爾龐捷的書架」就對《東方快車謀殺案》進行了出版預告，海報貼得到處都是。
11月下旬，《東方快車謀殺案》就在千呼萬喚下，與讀者正式見面了。
1883年11月30日清晨，巴黎還籠罩在霜霧中，「沙爾龐捷的書架」所在的十字路口，人群從天不亮便開始聚集。
最早到的是一些狂熱的文學青年和學生，他們裹著厚大衣，踩著腳抵禦寒冷，眼睛盯著緊閉的大門和透明的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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