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前世學的那點英語在這地方毫無用處,但魏涯剛才說的話給了他一個提示——“哈拉少”和“達瓦里希”。
這兩個詞他在很多歷史資料裡都見過,尤其是後者,在一九三六年的邊境上,這個詞的分量可能比任何正式的外交辭令都重。
“達瓦里希!”張牧之把手攏在嘴邊,聲音在山谷裡迴盪開來。
這個詞一齣口,鐵絲網後面的蘇國士兵明顯愣了一下。
那個戴大簷帽的軍官放下瞭望遠鏡,偏著頭看向張牧之,嘴裡嘟囔了一句俄語。
張牧之聽不懂,但他能看懂對方的表情——那種警惕和戒備在聽到“達瓦里希”這個詞之後明顯鬆動了幾分。
他往前走了兩步,又喊了一聲“達瓦里希”,然後側身讓開視線,讓蘇國軍官看清楚他身後隊伍裡打著的旗幟。
那面旗幟是獨立旅從陽臺塢帶出來的,上面用工整的漢字寫著“東北抗日聯軍”幾個大字,還有象徵紅旗黨的錘子鐮刀,雖然被風吹日曬褪了些顏色,但字跡依然清晰可辨。
蘇國軍官盯著那面旗幟看了好幾秒,然後回頭朝崗樓裡喊了一聲。
不一會兒,一個穿著便裝大衣的中年人從崗樓裡走出來,手裡拿著一頂皮帽子,邊走邊往這邊張望。
這人走到鐵絲網前面站定,先用俄語跟軍官交流了幾句,然後用一口帶著濃重口音但還能聽懂的漢語朝這邊喊:“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到這裡來?”
張牧之鬆了一口氣。有翻譯就好辦了。
“我們是東北抗日聯軍!”他往前走了兩步,站到離鐵絲網十幾步遠的地方,聲音洪亮但姿態放得很平。
“我是獨立旅旅長張牧之,我們身後是關東軍的兩個旅團,正在從南北兩個方向圍堵我們,我們需要暫時進入蘇國境內休整——我們是打鬼子的隊伍,不是來跟蘇國紅軍為敵的!”
翻譯把這段話翻給了蘇國軍官。
軍官聽完之後沒有立刻回答,而是打量了張牧之好一會兒,又看了看他身後綿延在山道上的隊伍——五千多號人,有扛槍的戰士,有裹著軍毯的傷員,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一副面黃肌瘦的樣子。
這種場面顯然不是一支來犯的敵軍會有的模樣。
軍官低聲跟翻譯說了幾句話,翻譯轉過頭來,語氣比剛才緩和了不少:“指揮官同志問,你們打了多久了?”
“三年。”楊景瑜從馬上下來,拄著駁殼槍走到張牧之身邊,把軍毯從肩上取下來疊好放在馬背上,然後站直了身子面對鐵絲網對面的蘇國軍官。
“我是楊景瑜,我們在南滿跟關東軍打了三年游擊,這一次他們出動兩個旅團要根除我們,我們不得不暫時轉移。”
翻譯把這段話翻過去的時候,蘇國軍官的表情終於徹底變了。
他顯然聽說過楊景瑜的名字——在邊境的邊防軍情報簡報裡,楊景瑜這個名字出現的頻率恐怕不低。
他轉身對崗樓裡的通訊兵喊了幾句俄語,通訊兵立刻拿起電話搖了起來。
大約等了半個鐘頭,一輛吉普車從山路那邊顛簸著開過來,車上下來一個穿著蘇軍大衣。戴著紅領章的政工軍官。
這人三十來歲,個子不高但肩膀很寬,下巴颳得鐵青,走過來先跟邊防軍軍官握了握手,然後走到鐵絲網前面,用流利的漢語說:
“我是遠東特別紅旗集團軍政治部的彼得羅夫少校,你們的情況我們已經向上級彙報了,上級指示——同意你們暫時進入蘇國境內休整,但必須交出重武器,服從我方安排。”
張牧之和楊景瑜對視了一眼,兩個人都鬆了一口氣。
交出重武器是預料之中的事——任何一支武裝力量進入中立國境內都會被要求解除武裝,這是國際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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