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跪著的,一個是站著的。
曹禺讓西鳳跪著死,他要讓竇娥站著死。
但曹禺和他,寫的是同一個東西。
都是“天”。
西鳳說“讓天上的雷劈了我”。
竇娥說“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侍萍說“是命,是不公平的命指使我來的”。
三個女人,隔著朝代,對著同一片天,發出了同一聲質問。
關漢卿年輕的時候寫忠奸戲,以為悲劇的根源在奸臣當道。
後來寫風月戲,以為悲劇的根源在門第偏見、在父母之命。
再後來寫《竇娥冤》,他讓竇娥罵天罵地,他以為自己終於摸到了那個根源。
但今天他看到《雷雨》,看到一個比他晚生了幾百年的同行,把這八個活人放在一間客廳裡,不給一個奸臣,不給一個昏君,只給一個叫周樸園的父親,只給一套叫“規矩”的秩序,只給一種叫“體面”的虛偽,然後讓天雷劈下來,把所有人都劈死。
曹禺的悲劇根源不是一個壞人,不是一個昏君。
他在批判一種制度,但還有一種東西,比這些都深,比這些都隱蔽,比這些都更難抓到。
它沒有名字,但它會在周樸園逼妻子喝藥的語氣裡,在族長說“傷風敗俗死有餘辜”的腔調裡。
它是一種“理所當然”。
周樸園理所當然地認為妻子應該服從,兒子應該跪母親,侍萍的存在應該被抹掉。
族老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所有人都要服從制度,小輩僭越就該死,女人不守婦道就該死。
這種“理所當然”,比貪官汙吏更難寫,貪官汙吏有名字,有面孔,可以抓起來殺頭
這種“理所當然”沒有名字,沒有面孔,它長在每個人的骨頭裡。
曹禺把它寫出來了。
天幕己經兩天沒有亮了。
天幕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時辰,有時候連亮幾天,有時候一暗就是十天半月。
田埂上的農人照常下地,該鋤草的鋤草,該澆水的澆水,只是偶爾有人首起腰來,拿袖子擦一把汗,順便抬頭看一眼天,天上只有雲,白花花的大太陽曬得人睜不開眼。
第二天,有人開始唸叨了。
老農蹲在田埂上磨鐮刀,磨兩下,抬頭看一眼天,磨兩下,看一眼天。
他兒子扛著鋤頭從地那頭走過來,看見他爹仰著脖子的姿勢,沒說話,也抬頭看了一眼。
“爹,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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