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京市的夜色被萬家燈火稀釋成一片橙黃色的光霧。那裡面沒有一盞燈是屬於他的，但有一盞燈是屬於溫稚的。那盞燈在她宿舍的天花板上，暖白色的，像一小片被揉碎的月亮，不會滅。
溫稚在那片月光下睡著了。不是那種沉沉的、什麼都不想的睡，是一種淺的、但安穩的睡，像一個人走了很遠的路，終於坐下來，靠著牆閉了一會兒眼睛。她知道自己還沒到終點，但最陡的那段坡己經翻過去了。剩下的，是沿著坡面慢慢走下去，走到一片平地上。
第二天早上，溫稚醒的時候，窗外的天己經亮了。陽光從窗簾縫隙裡照進來，在地板上畫了一條寬寬的金線，比之前的每一天都更亮一些，暖一些。春天快走到盡頭了，銀杏樹上的葉子己經長成了完整的扇面形狀，在窗外陽光裡泛著一層油亮的光。溫稚坐起來，在床邊坐了一會兒。她沒有立刻下床，而是看著窗外那棵銀杏樹，看著它的枝葉在風裡輕輕晃動，目光安靜。
今天不是普通的一天。今天她要去法庭。不是去旁聽一個陌生人的案子，是去看著她父親的名字被重新放在燈光下面，讓所有人看到那些被藏了十幾年的字。她沒有化妝，只是洗了臉，把頭髮紮成了一個低馬尾。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薄外套，不是刻意樸素，是她覺得這個場合不需要任何多餘的顏色。走到鏡子前面看了一眼鏡子裡的人——溫誠的女兒。穿著深灰色外套，頭髮扎著，眼睛裡沒有淚，只有一種很安靜的、像水面上最後一圈漣漪散去之後的平靜。
她拿起手機，看到傅司珩發來一條訊息：“我在樓下。”她回了一個“好”字，把手機放進口袋裡，拿上那個裝了父親照片的信封，出了門。
傅司珩站在宿舍樓門口，靠著車，和之前每一次等她時一樣的姿勢。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藍色的西裝外套，裡面是白色襯衫，沒有打領帶，襯衫的第一顆釦子沒有系。陽光落在他的肩頭，他站在那裡，像一扇不會關上的門。溫稚走到他面前。
“走吧。”
“走吧。”
車子駛出學校的時候，溫稚從車窗往外看了一眼。銀杏樹在陽光下一棵一棵地往後退，葉子綠得發亮。她收回目光，低頭看了一眼手裡那個信封——父親的舊照在裡面，她出門前放進去的。她不知道為什麼要帶它，也許是想讓父親也看到這個房間、這張桌子、這面牆上的國徽。她希望他在某個地方也能看到這個場景。
到了法院門口的時候，溫稚站在臺階下面，抬頭看著那棟灰白色的建築。門口的國徽在晨光下泛著金屬的光澤，不遠處的旗杆上有一面紅旗，被風吹得展開又捲起，展開又捲起。她站在那裡，沒有立刻走上去。她在想一件事——她父親最後一次看到法院的時候，是站在被告的位置上。十幾年後，他的女兒站在臺階下面，替他走進同一扇門。
“溫稚。”傅司珩的聲音從旁邊傳來。
她側頭看他。“嗯。”
“進去嗎？”
“進去。”
她邁上了第一級臺階。
法院裡面比溫稚想象中安靜。走廊裡鋪著淺色的地磚，牆面是米白色的，每隔幾米有一扇深色的木門。有人經過的時候腳步很輕，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整棟建築像被一層看不見的毯子裹住了聲音。溫稚跟在傅司珩旁邊，走過了那條走廊。她的腳步落在平整的地磚上，發出輕微的聲響。她在數自己的步數，也許是在數需要走多少步才能走到那扇門前。
顧明在走廊盡頭的拐角處等他們。他穿著深灰色的西裝，手裡拿著一個檔案袋，比平時看起來更正式一些。“旁聽席在第一排。檢方那邊己經準備好了，材料都核過了。你們的位置在左邊。”他看了一眼溫稚，“你不用說話，但如果法官問，你可以回應。你沒做錯任何事，不需要怕。”
溫稚點了點頭。“謝謝顧律師。”
“應該的。”
顧明轉身往另一個方向去了。溫稚和傅司珩推開了那扇門。法庭比她想象中大一些，又比她想象中小一些。屋頂很高，光線從高處的窗子落下來，照在深色的木質桌椅和淺灰色的地面上，整間屋子像是被一層均勻的、冷靜的光線填滿的。旁聽席有幾排座位，前面是一個略高於地面的區域，擺著法官席和書記員的位置。中間是檢方席和辯方席，兩張長桌，面對面擺放。角落裡有一張證人席，像一個小小的、被單獨放出來的孤島。溫稚站在門口，視線掃過整個房間，最後落在了被告席上。
沈國良坐在那裡。
他穿著深色的西裝，頭髮梳得很整齊，比新聞照片裡瘦了一些。他的背挺得很首，雙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像是刻意維持一種從容的姿態。但他的下頜線繃得很緊——溫稚認出了那種繃緊，和她自己緊張時的狀態很像。沈國良的視線正落在門口的方向。他看到溫稚的時候，表情沒有明顯的變化，但溫稚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蜷曲了一下——不是握拳，是像在試圖抓住什麼。
溫稚看著他，沒有避開目光。她和他對視了大概一秒，也許一秒半。那一秒半里，她看到的是一個她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不是“沈梔的父親”，不是“那個在暗處寫舉報信的人”，就是一個人，坐在被告席上，穿著深色西裝，正在被法律審視。她沒有恨他。不是因為她寬宏大量，是因為恨會讓她分心。她今天是來替父親說話的，不是來恨誰的。
她在第一排旁聽席上坐下來。傅司珩坐在她右邊，沒有碰到她，但坐得很近，近到她能感覺到他呼吸的節奏——很慢，很穩，像是在替她穩住什麼。她低頭開啟那個信封，看了一眼父親的舊照，然後合上信封，放在膝蓋上。傅司珩看到了那個信封，沒有問是什麼。
法官入場的時候，所有人站了起來。溫稚站起來的時候，手指按在信封的表面，紙張的觸感透過指腹傳上來。她聽著書記員宣讀案由，聽到“溫誠”兩個字的時候，心臟停了一拍。她沒有低頭，沒有移開目光。她聽著那些字一個一個地落在空氣裡，像石子一樣沉入水面。
檢方開始宣讀起訴書。聲音不大，但字句清晰，每一個涉及罪名的時間、人物、行為都被準確念出。溫稚聽到了“偽造證據罪”和“誣告陷害罪”。聽到“溫誠”兩個字反覆出現的時候，她的手指在信封邊緣微微收緊了一下。她聽到檢方說“被申請人溫誠，於X年X月因涉嫌經濟犯罪被逮捕入獄”的時候，她的指甲按進了信封紙面——不重，但留下了淺淺的印痕。她把那個印痕壓平了，繼續聽。
起訴書宣讀了大約十五分鐘。溫稚覺得那十五分鐘像很長，又像很短。她聽到沈國良的名字和父親的名字被放在同一句話裡，間隔只有幾個字——“沈國良透過偽造賬目、安排證人提供虛假證言，致使溫誠被錯誤定罪。”那幾個字連在一起的時候，像一根線，把兩件隔了十幾年的事縫了起來。她不知道沈國良聽到那句話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她沒有轉頭去看他。她在想，父親如果坐在她旁邊，聽到那句話會怎麼說。也許他會說一句：“總算有人把這句話說出來了。”
檢方讀完起訴書之後，法官請辯方陳述立場。沈國良的律師站起來，說了一句標準的話：“我的當事人不認罪，對指控事實存在異議。”溫稚聽到“不認罪”三個字的時候，沒有太大的反應。她早就知道他會不認罪。一個寫了匿名舉報信、讓人偽造了賬目、翻過七十歲老人家的人，不會因為坐在法庭上就忽然承認自己做過的所有事。但她也不著急。她知道那些證據在檔案袋裡，在證人席上，在那些願意替她父親說話的人手裡。它們不會因為一句“不認罪”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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