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鋮躬身道：“回陛下，臣以為，三十萬大軍北伐，八千萬元開支，此數雖巨，然非不可為，臣有一策，可解錢糧之困。”
“何策？”朱由崧問。
“回陛下，”阮大鋮道，“臣以為，可發行債券，向江南富商借款。以鹽引作為抵押，承諾三年後還本付息。如此，朝廷可短期內籌措大筆資金，解北伐錢糧之急。”
此言一齣，殿內頓時響起一片嗡嗡的議論聲。
戶部尚書張有譽眉頭緊鎖，出列奏道：“發行債券？此乃西洋紅毛番之法，我朝從未有過先例，臣擔心，一旦操作不當，恐引起市面銀錢混亂，商賈恐慌，反而動搖國本。”
“張尚書此言差矣。”阮大鋮當即反駁，語氣從容不迫，“債券並非西洋獨有，我華夏古已有之。漢武帝時，為籌軍費征伐匈奴，曾發行以白鹿皮為質的皮幣，作價四十萬錢，令諸侯朝覲時必須購買；北宋仁宗年間，益州交子務發行交子，乃是天下最早的信用貨幣，流通川蜀數十年，便利商賈，繁榮民生。臣所言之債券，不過是仿古制，因地制宜，借鹽引之利，聚商賈之財，何罪之有？”
張有譽一時語塞，沉吟不語。
“債券……”朱由崧手指輕輕敲擊著御案，目光深邃，“此物雖是西洋通行之法，然我朝並非全然無此先例。漢武帝皮幣、北宋交子，皆是憑朝廷信用發行的有價票據。朕欲知，今之江南，商賈往來頻繁，銀錢匯兌便利，可有此類實踐案例？”
此言一齣，殿內群臣面面相覷，竟無一人能即刻應答。
朱由崧見狀，心中已然有數，他緩緩起身，走到殿中懸掛的《江南商稅圖》前，聲音沉穩地開口，話語中帶著幾分引導之意：“諸位愛卿，你們怕是忘了江南錢莊的會票，還有兩淮鹽場的鹽引交易吧？”
明末江南的金融業，已然發展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足以支撐債券發行這樣的制度創新。
自萬曆朝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改革以來，全國賦稅普遍折銀繳納，白銀正式成為流通領域的主導貨幣，這為商品經濟和金融活動的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
江南地區素來是天下財賦重地，蘇松杭嘉湖五府，市鎮林立，商賈雲集，錢莊、票號、當鋪等金融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徽商、晉商、閩商三大商幫，更是建立了遍佈全國的匯兌網路，他們發行的“會票”，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分號兌現白銀，無需商旅隨身攜帶沉重的銀錠，極大地便利了長途貿易；而當鋪開具的“當票”，寫明抵押物價值與贖回期限，本身也具備了一定的流通價值，堪稱是古代的“有價證券”。
尤為關鍵的是，兩淮鹽場推行的“綱鹽法”，為債券發行提供了近乎完美的金融環境。
萬曆四十五年，戶部尚書李汝華奉旨改革鹽法，將兩淮鹽商編入“綱冊”，給予他們世襲的食鹽運銷特許權，而鹽引作為食鹽專賣的憑證，從此不再是單純的貿易單據，轉而成為可以自由買賣、抵押、轉讓的有價證券。
在揚州府城，甚至專門開闢出一條“引市街”，每日清晨，各地鹽商雲集於此，買賣鹽引，討價還價之聲不絕於耳，其交易之活躍，價格波動之頻繁，堪比後世的證券交易所。
據《兩淮鹽法志》記載，弘治年間，兩淮鹽引每引定價不過白銀五錢，到萬曆中期，隨著鹽利日漸豐厚，鹽引價格暴漲至三兩白銀，十年之間升值六倍，其投資價值之高，足以令天下商賈趨之若鶩。
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江南地區的民間借貸利率居高不下，《大明律》雖明文規定“典當取息，不得過三分”，即年息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但在實際操作中，民間的高利貸年息往往高達三分五釐至五分，若是遇到災年荒月，甚至會出現“驢打滾”的利滾利，剝削極為沉重。
反觀朝廷即將發行的債券，以鹽引為抵押，以朝廷信譽為擔保，年息五分，三年後還本付息，總收益率高達百分之五十。
這一收益率，相較於民間高利貸並不算特別突出，卻勝在絕對安全可靠——鹽引本身就是穩賺不賠的優質資產，朝廷更是天下最大的債務人，只要大明江山不倒，債券的本息就絕無拖欠之理。
而江南富商，尤其是兩淮鹽商，彼時已經積累了驚人的財富。
據後世學者估算，崇禎末年，兩淮鹽商的總資本高達白銀五千萬兩以上，相當於當時朝廷一年財政收入的兩倍有餘。
這些鉅額資本，此前大多沉澱在土地、房產、當鋪等領域，缺乏安全穩定的投資渠道，朝廷發行債券，恰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投資機會。
更重要的是，江南商賈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一旦北伐成功，收復燕雲十六州，打通南北商路，他們的絲綢、茶葉、瓷器生意便能遠銷北方，鹽業專賣的版圖也能隨之擴張，屆時所獲利潤，遠超購買債券的收益。
殿內的議論聲漸漸平息，群臣臉上的疑慮也消散了不少。
朱由崧沉吟片刻，目光再次投向阮大鋮：“不知阮卿所言債券，具體如何運作？可有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