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不能本末倒置！”
“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搖擺性是天然的，依靠他們太不可靠！”
面對質疑，臺爾曼的神色沒有絲毫動搖，他等反對的聲音稍歇，繼續說道：
“貝拉同志，你提到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但韋格納同志教導我們，
‘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臺爾曼引用了這句在德國革命者中廣為流傳的話。
“在當前的匈牙利，大地主、封建殘餘和外國干涉軍是我們明確的敵人。城市工人階級是我們最可靠的朋友和領導力量。
但是，廣大的農民，特別是貧農和中農，他們是被剝削者，他們渴望土地，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必須爭取、可以團結的潛在盟友！如果我們因為擔心他們的‘搖擺性’，就採取排斥或者忽視他們的政策，那等於是在把成千上萬本可以站在我們這邊的人，推到敵人那一邊去！
這不是犧牲工人的利益，這是在為工人階級爭取最廣大的同盟軍，這是在為我們共同的政權挖掘最深厚的根基！”
臺爾曼再次指向地圖：
“韋格納同志在德國推行‘麵包與土地’計劃，將土地分給耕種者，頒發‘人民土地所有權狀’，穩住了德國的農村基本政權，這才使得我們的共和國能頂住協約國的封鎖和內部的反撲。
這就是活生生的、成功的經驗！
它沒有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反而使專政建立在工農聯盟這個堅實無比的基礎之上！”
臺爾曼看向庫恩·貝拉，語氣變得懇切起來：
“貝拉同志，純粹的理想不能當飯吃，刻板的教條無法解決具體的問題。
韋格納同志的思想精髓在於將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
在匈牙利，這個‘具體實踐’就是我們必須面對一個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國情。讓農民獲得土地，不是向小資產階級妥協，而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未能完成的任務，是將他們從封建枷鎖下解放出來，從而將他們自然而然地吸引到社會主義的旗幟下。
這恰恰是為了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削弱它！”
臺爾曼這番將韋格納思想與匈牙利實際緊密結合、邏輯清晰、論據紮實的論述，讓會議室內之前支援庫恩·貝拉的委員中的一些人開始認真思考，尤其是那些對農村情況有所瞭解的同志，紛紛點頭。
一位來自農業地區的委員忍不住開口：
“臺爾曼同志說得有道理！我們在鄉下徵集糧食，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很多農民私下裡說我們和以前的老爺一樣，只知道拿，不知道給。如果我們能像德國那樣，先把土地實實在在地分下去，讓他們看到紅旗帶來的好處，情況一定會不同！”
另一位較為務實的工人委員也沉吟道：
“也許……我們確實該調整一下。光靠布達佩斯的工人階級，我們撐不了多久。如果能得到農村的支援，我們的兵源和糧食問題都能得到緩解。”
庫恩·貝拉看著會場內逐漸轉變的風向，又看了看臺爾曼那堅定而理性的目光，他意識到，臺爾曼代表的不僅僅是軍事援助，更帶來了一套經過德國革命實踐檢驗的、更為系統和務實的建國方略。
他內心的理想主義與面臨的殘酷現實激烈交鋒，最終，現實的沉重壓力和對政權存續的渴望佔據了上風。
庫恩·貝拉深吸一口氣，明確地說道：
“臺爾曼同志……你的意見，以及韋格納同志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考慮。也許……是我們之前過於拘泥於某些教條了。為了匈牙利革命的生存，我們必須做出改變。”
這次會議，成為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策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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