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認為這是一種更高明的、超越傳統外交正規化的策略，”
曼施坦因沉吟道，
“可以稱之為‘革命的現實主義’。其核心在於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區分戰略階段的當前任務與長遠目標。”
曼施坦因進一步闡述：
“當前，德國虛弱不堪，英法等國的封鎖是勒在我們脖子上的主要絞索。
那麼，利用英國對法國大陸霸權的擔憂，暫時緩和與西方的緊張，甚至進行有限的合作，就是打破主要矛盾、為德國爭取生存空間的必要手段。這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短期的、迫切的利益。”
曼施坦因停頓了一下，讓眾人消化，然後繼續道：
“而從長遠戰略看，一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紅色德國是無法真正安全的。因此，支援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在我們宿敵法國內部點燃火焰，從根本上削弱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這同樣符合德國長遠的、根本的國家利益。
韋格納的‘國際主義’，在我看來，是一種更宏大、更具前瞻性的‘國家利益’實現手段。它比我們過去那種僵硬、被動、受制於君主私誼或陳舊盟約的外交，更具彈性和主動性。”
西克特默默地聽著，他回想起韋格納在某篇分析國際形勢的文章中明確寫道：
“要把我們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要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矛盾，哪怕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同盟者。”
此刻，西克特內心不得不承認，這種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結合的策略，雖然徹底顛覆了傳統外交的矜持與規範，但在當前德國近乎絕望的弱勢地位下，或許是唯一能夠破局、於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的現實之道。
與此同時，另一場更具專業性的思想激盪，在古德里安牽頭組織的非正式“戰術研究小組”中展開。
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曼施坦因、隆美爾以及其他幾位對軍事理論抱有濃厚興趣的年輕軍官。他們不再滿足於被動接受，而是開始主動地將韋格納的軍事論述，與他們所熟悉的克勞塞維茨、老毛奇，乃至史裡芬的理論進行比較、印證和融合。
一次夜間討論中，古德里安顯得尤為激動，他的聲音帶著難以抑制的熱情：
“看這裡！韋格納主席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並形象地比喻‘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這說的不正是我們一直在構想的裝甲突擊的核心嗎？”
古德里安的手指在地圖上劃出一個巨大的箭頭，
“我們不需要在漫長的戰線上與敵人逐個爭奪塹壕，我們應該將有限的裝甲力量集中起來，形成無堅不摧的鋼鐵拳頭，選擇敵人戰線的薄弱環節，深深嵌入其縱深，直搗其指揮中樞、後勤基地，癱瘓其整個作戰體系，徹底殲滅其有生力量和戰鬥意志！”
隆美爾深以為然地點點頭，補充道：
“而且韋格納主席對於‘主動性’的強調，完美契合了裝甲部隊指揮官的須求。在高速突進的混亂戰場上，等待上級命令是致命的。
他要求指揮員‘基於總的戰略意圖，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性’，這正好為我們設想的，賦予裝甲分隊指揮官在戰術層面極大自主權的做法，提供了理論依據！”
曼施坦因則從更宏觀的戰役層面進行分析：
“他的思想與老毛奇的‘分進合擊’（kesselschcht）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強調在決定性地點形成區域性優勢。
但韋格納主席更進了一步，他不僅關注軍事層面的合圍，更強調摧毀敵方戰爭潛力和意志的‘殲滅戰’。他將政治因素、民眾心理都納入了戰役計算的範疇。這提醒我們，未來的戰爭，不僅僅是軍隊之間的對抗。”
年輕的軍官們驚訝地發現，許多他們自認為是基於一戰經驗教訓而獨創、創新的戰術思想，竟然都能在那位“政治領袖”的軍事哲學中找到深刻的理論共鳴和支撐。
這種發現，不僅僅是一種認同，更帶來一種奇妙的心理衝擊——那位在柏林運籌惟幄的人，不僅在政治上顛覆了舊世界，在純粹的軍事藝術領域，其視野和洞見也遠遠走在了他們這些職業軍人的前面。
這種認知，極大地加速了他們內心深處對韋格納個人能力和其思想體系價值的重新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