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帝國的幽靈在維也納這座城市之中徘徊，未來的不確定性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每個人的頭頂。
在這日益激化的政治對立中，越來越多的奧地利男男女女開始被捲入愈發膨脹的漩渦。
紡織女工瑪利亞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下班後鬼使神差地走進了一間由社會民主黨開設的、位於工人區地下室裡的夜校。
站在講臺上的一位年輕講師，
“同志們，工友們！我們為什麼要在粉塵裡每天站十二個小時，換來連一件像樣大衣都買不起的工資？
為什麼工廠主的孩子可以去滑雪，我們的孩子卻要在冬天挨凍？這不是天經地義的！”
“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屬於我們自己！這不是施捨，這是我們應得的權利！工廠的機器是我們開動的，財富是我們創造的，我們理應拿回屬於我們的一部分！”
瑪利亞看著周圍那些和她一樣面黃肌瘦的工友們思考著。
“他們說的有道理，”
瑪利亞喃喃自語，
“我們為什麼要像牲口一樣被使喚，卻連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那一刻，對公平和尊嚴的本能渴望，壓過了長久以來的麻木與順從。她在心底，為那面紅色的旗幟留下了一個位置。
與此同時，在那家被砸的紡織店裡，店主弗蘭茨·胡貝爾 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他正小心翼翼地用報紙糊住櫥窗的裂縫。
弗蘭茨·胡貝爾看著報紙上“家園衛隊”與“共和保衛聯盟”衝突的照片，以及基督教社會黨領導人承諾“恢復法律與秩序”、“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演講，內心充滿了恐懼和不安全感。
“社會化？”
弗蘭茨·胡貝爾對著空蕩蕩的店鋪苦笑，
“說得真好聽，不就是搶走我辛辛苦苦經營了二十年的小店嗎？這是我父親留給我的，是我起早貪黑、一個子兒一個子兒攢下來的！”
弗蘭茨·胡貝爾想起那些穿著工裝、喊著激進口號的年輕人從店門前經過時投來的目光，那目光讓他感到自己的小店鋪和微薄的積蓄彷彿成了某種原罪。
“秩序，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秩序。”
弗蘭茨·胡貝爾對自己說，彷彿在尋求心理上的安慰。
儘管他對基督教社會黨那些極端分子的一些排猶言論也有所保留，但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寧願選擇一個承諾保護像他這樣的小有產者的“秩序維護者”，而不是那些想要“砸爛一切”的“革命家”。
弗蘭茨·胡貝爾將一張印有塞佩爾神父頭像的傳單，鄭重地壓在了櫃檯玻璃板下。
而在維也納一所文法中學的教師休息室裡，年輕的埃裡希·莫澤 則被另一種願景所吸引。他教授歷史和文學，對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的榮光與如今的衰敗感觸尤深。
他看著課堂上那些營養不良、眼神迷茫的學生，看著地圖上那個被割裂、縮水得不成樣子的奧地利，一種強烈的民族屈辱感和對強大歸屬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燒。
大德意志人民黨的宣傳海報上，那雄鷹徽章和“一個民族，一個帝國！”的標語，深深地觸動了他。
課間，他與一位和他一樣年輕的同事靠在窗邊，望著陰沉的天空，低聲討論著：
“埃裡希，你真的認為德奧合併是出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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