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夏，法國，巴黎
香榭麗舍大街的奢華與聖丹尼郊區工廠的煙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尖銳地勾勒出第三共和國的撕裂。
由於未能從屈辱性的《凡爾賽和約》中獲得預期中的德國鉅額賠款與資源，更因東方那個紅色巨人拒絕履行條約義務，法蘭西的財政窟窿與經濟貧血只能依靠變本加厲的殖民掠奪來勉強填補。
印度支那的橡膠、北非的磷酸鹽、西非的礦產、馬達加斯加的農產品……被更殘酷地榨取，利潤卻更多地流入壟斷財團與軍火商的口袋，用以維持龐大的殖民軍隊和鎮壓當地此起彼伏的反抗。
在國內，戰爭債務的陰影未散，通貨膨脹侵蝕著無產階級的勞動所得，法國國內的失業率居高不下，農民也在市場中掙扎。
社會上不滿的聲音此起彼伏。
對此，資產階級的應對是雙重的：
一方面，持續加大對社會反抗力量的維穩投入。
法國對警察力量進行了擴充，政治警察的活動經費大增，對工會、左翼團體特別是法共的監視、滲透、騷擾和選擇性司法起訴成為常態。
議會上，加強“公共秩序”和“反顛覆”立法的呼聲不絕於耳。
另一方面，一種混雜著民族主義復仇情緒、反議會民粹主義和排外思想的極端右翼思潮開始在某些對現狀極度不滿的中產階級、退伍軍人團體和部分知識分子中抬頭。
他們抨擊法國政府的“軟弱”和“腐敗”，懷念想象中的“強大法蘭西”，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內部的叛徒”（共產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和“外部的敵人”（紅色德國、猶太資本等）。
然而，1914-18年那場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戰爭留下的慘痛記憶和“白羽毛”恥辱並未消散，普遍的、深刻的厭戰情緒像一道無形的屏障，制約著任何大規模的對外軍事冒險企圖，也使得極端民族主義的鼓譟暫時難以真正主導國策。
在這片經濟失血、社會緊張、思想焦灼的土地上，法國共產黨，連同它所傳播的思想，正以一種複雜而矛盾的方式生長。
聖丹尼區，法共總部一間煙霧繚繞的辦公室。
牆上並排貼著馬恩韋列的畫像，以及一張醒目的紅色德國宣傳畫，畫面是工人在新建的住宅區前微笑。
讓諾比幾年前從柏林歸來時顯得更加成熟了，他此刻正面對著一場法共內部激烈的爭論。
“……里爾的罷工又被警察和工賊破壞了！
我們的人受傷，骨幹被抓！僅僅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和最低工資保障都如此艱難！”
一位來自北部的產業工人出身的委員激動地拍著桌子，
“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不會給我們任何實質性的讓步！
議會里的那些社會黨叛徒，除了空談什麼也給不了！我們必須準備更激烈的鬥爭形式，學習蘇聯同志和德國同志最初的方式！”
他的發言得到了部分人的贊同，尤其是那些經歷過殘酷罷工鎮壓、對議會政治徹底失望的基層鬥士。
法共內部日益清晰的革命行動派的聲音愈來愈佔據上風。
他們強調街頭動員、總罷工、工人武裝自衛的必要性，認為只有透過超越法律框架的群眾首接行動，乃至最終的革命起義，才能打破國家機器。
但立刻就有人反駁這種觀點。
“同志，我理解你的憤怒。
但請看看現實！法國不是1917年的俄國，也不是1918年崩潰的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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