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你說‘目前’不是時機。那什麼時候是時機？”
“首相，我們需要時間。”
“第一，我們需要時間整合部隊。從殖民地調回來的部隊，編制不同、裝備不同、訓練不同，不能首接投入戰鬥。我們需要時間把他們混編、訓練、磨合，讓他們形成戰鬥力。這個至少需要兩個月。”
“第二，我們需要時間等待美國的援助。羅斯福的‘軍工產能復興法案’己經啟動了，第一批軍火正在裝船。雖然大部分是庫存的舊武器，但總比沒有強。等這批軍火到位，我們的彈藥短缺問題可以得到緩解。”
“第三，我們需要時間恢復士氣。這不是靠命令能解決的，是靠勝利。我們需要打一些小規模的、有把握的勝仗——不是反擊，是破襲戰、伏擊戰、防禦戰。讓部隊重新建立起‘我們能打贏’的信心。這個需要的時間最長，也許需要半年，也許更久。”
“首相，我知道這個答案不是你想聽的。但這是實話。我們現在的實力，不足以支撐一場大規模反擊。如果我們硬要打，結果很可能不是‘打臉德國人’，而是‘把自己的臉伸過去給德國人打’。”
鮑德溫把椅子往後推了一點，站起來，走到窗前。
“斯坦利，”鮑德溫背對著他，“你說得對。我太急了。”
“但你不能怪我急。”鮑德溫轉過身，臉上的表情比剛才柔和了一些，
“倫敦以南，是我們的地盤；倫敦以北，是他們的地盤。每天早晨我睜開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問自己——今天，他們會不會打過來？昨天他們沒有打過來，今天他們也沒有打過來，但明天呢？後天呢？他們總有一天會打過來的。”
“斯坦利，我不是軍事家。我不懂戰術，不懂兵力部署，不懂什麼時候該進攻、什麼時候該防守。但我是這個國家的首相。
我的責任是——讓這個國家活下去。不管是用槍，還是用嘴，還是用黃金，還是用任何我們能想到的東西——我要讓這個國家活下去。”
斯坦利看著他的首相，兩個月，他瘦了很多。
“首相，”斯坦利站起來，“我會把你的意見轉達給陸軍部。同時，我會讓情報部門密切監視德國方面的動向，尤其是志願人員的徵募情況。如果德國人真的開始組織志願軍，我們會第一時間報告。”
他拿起桌上的資料夾，準備離開。
“斯坦利。”鮑德溫叫住了他。
斯坦利停下來，轉過身。
“你說得對。我們還沒準備好。我們不反擊。至少現在不。”
他抬起頭，看著斯坦利。
“但我們也不能什麼都不做。告訴陸軍部——在金斯頓、彼得伯勒、牛津、斯溫登、韋斯頓這五個點上，各選擇一個旅的兵力，進行有限度的戰術反擊。目的是消耗敵人的力量，拖延他們的進攻節奏，為我們爭取時間。”
“同時，讓外交部加快和美國的談判。我們需要更多的援助，不是武器，是資金。英國銀行裡的黃金快見底了。如果黃金用完了，我們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斯坦利點了一下頭。
“我這就去辦。”
畫面一轉，來到了英格蘭中部，斯托克頓以南。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夜。
英共紅軍的指揮所設在一座被戰火燻黑了外牆的莊園裡。莊園的主人在夏天剛剛逃去了加拿大，留下這棟建於喬治王朝時代的石頭房子和周圍幾百英畝的土地。
大廳的壁爐上方還掛著一幅油畫——一個穿著紅色獵裝的中年男人騎在馬上，身邊跟著一群獵犬，臉上帶著那種只有世代擁有土地的人才會有的、對一切都理所當然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