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凌晨一時。
韋格納這幾年很少在這個時間還醒著。
人民委員會的工作通常在下班後基本結束，他習慣在晚上十點之前把最後一份檔案簽完，回家，吃飯，看半小時書，睡覺。
這是他結婚之後就給自己定的規矩——不把工作中的焦慮帶回家，不帶回家，不帶回床上。
但今天他破了例。威廉二世的處理問題像如鯁在噎。
施密特走後，他又批了幾份檔案，接了柏林黨委的一個電話，聽取了關於漢堡港擴建工程的彙報。所有的事情都在軌道上，所有的數字都是對的，所有的人都在做他們該做的事。
但他的腦子裡一首有一條線在轉，這群知識分子。他們又跳出來了。
韋格納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那些人永遠學不會？
韋格納自認為不是什麼社會學家，不是什麼階級分析專家，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件他不需要任何理論也能確定的事——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文科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骨子裡從未承認過這個政權。
不是在嘴上不承認。
嘴上是承認的，或者至少是假裝承認的。
他們寫文章會引用他的話，做報告會引用黨的決議，在公開場合對韋格納和施密特點頭哈腰。
但他們的手——那雙翻了一輩子書頁的、從來沒有握過鋤頭和扳手的、細皮嫩肉的手——從來沒有和工人農民的手握在一起過。
不是不能，是不想。
韋格納想起了三年前的一樁舊事。
一九三二年，中央提出了“知識分子下鄉”政策，號召城市裡的教授、講師、作家、記者到農村去，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瞭解真實的生活，用知識服務農村建設。
政策出臺後，反應非常熱烈——熱烈的反面。那些人的第一反應不是“我能為農民做什麼”，而是“政府要把我們流放到農村去”。
他們在內部會議上說這是“文化革命”，在私人信件中說這是“知識分子的噩夢”，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不敢明著反對，就用一種彆扭的、酸溜溜的、帶著德國人特有的拐彎抹角的方式表達不滿。
“農民不需要哲學家。”有人這麼寫。意思是——我們去了也沒用。
“知識分子應該留在書齋裡，而不是被趕到田野上。”
韋格納沒有親自處理這些人。他把事情交給了施密特和宣傳口，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該調離的調離。
幾個領頭的被下放到基層鍛鍊了兩年，之後就消停多了。但韋格納知道，他們不是被說服了，是被壓服了。
他們的嘴閉上了，但他們的心沒有變。他們的心還在那個不屬於人民的世界裡，在那個他們以為可以靠幾篇論文、幾本書、幾個概念就能左右國家命運的世界裡。
“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那個能用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來把控政府的層面。”
韋格納站起身，走進客廳，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
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舊書，封面己經有些鬆了，書脊上的金字磨得看不清楚。他隨手翻開一頁，目光落在一段話上。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韋格納想起了一種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