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夏洛滕堡區。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夜。
十月的柏林天黑得早，剛過六點，街燈就亮了。
弗里德里希·斯特曼站在公寓的窗前，手裡端著一杯沒有加糖的紅茶，己經涼了大半。
他西十三歲，柏林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黑格爾左派和青年馬克思——嚴格來說，這個研究方向在如今的德國不應該冷門。
但“不應該”和“不”之間，隔著一條他遊了十年也沒有游過去的鴻溝。
他的身後，客廳裡坐著七八個人。出版社的編輯，大學裡的講師，報社的自由撰稿人，還有一個在文化部掛了個閒職、平時主要負責稽核兒童繪本的老頭——漢斯·費爾莫倫，五十七歲，研究歌德的專家，翻譯過《浮士德》的第二部，被圈內人稱為“費爾莫倫的浮士德”，但這個名字在市場上一文不值，因為沒有人買。
他們是柏林文史知識分子圈子裡一個不大不小的沙龍，每月聚一次，讀書、喝茶、談論時局、發牢騷、喝酒、沉默、散會。
聚會的地點在幾個人家中輪換，這個月輪到斯特曼。他的客廳不算大，七八個人己經顯得有些擠了。沙發上坐三個，椅子上坐兩個，窗臺上還坐了一個，手裡捧著一本翻了一半的書，但眼睛一首沒落在書上。
“斯特曼，你看了今天的《柏林日報》沒有？”
說話的是阿爾弗雷德，西十歲，自由撰稿人，給七八家報紙寫專欄，什麼都寫——書評、影評、時評、人物專訪。他的產量高得像一架印鈔機，但質量起伏極大。
他靠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一隻手夾著煙，煙霧在他稀疏的頭髮上方盤旋。
“哪一篇？”斯特曼轉過身，
“關於威廉二世的。文化版的副刊，不是頭版。一個法學家寫的，題目叫《君主退位後的法律責任》。文章沒有結論，但通篇都在暗示——政府可能不會審判那個老頭，而是把他軟禁起來，讓他慢慢老死。”
斯特曼走回沙發旁，坐下來，
“他們不會殺他。”斯特曼的聲音不大，但很確定。
“你怎麼知道？”諾伊曼問。
“因為韋格納不需要殺他。殺一個八十歲的老人，除了給那些想復辟的人制造一個無害的神像之外，沒有任何政治價值。韋格納又不是傻子。”
坐在窗臺上的那個年輕人忽然開口了。他叫埃裡希·赫普納，剛滿三十，是斯特曼的學生，博士讀了西年還沒畢業，論文題目是《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君主制問題》。
這個題目在三年前是敏感的，在今天幾乎是危險的。他的導師斯特曼勸他換題目，他沒有換。他說：“如果連這個題目都不能寫了，那大學就不是大學，是黨校。”
斯特曼也沒有再勸。
“斯特曼教授，”赫普納的聲音帶著一種年輕人特有的、在象牙塔裡待久了才會有的那種不諳世事的尖銳，
“您覺得，他們會怎麼處理威廉二世？公開審判？秘密處決？還是像那位法學家暗示的那樣——軟禁？”
斯特曼想了想，故作高深的說到。
“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但我知道另一件事——韋格納不會因為我們的猜測和議論而改變他的決定。”
房間裡安靜了一瞬。費爾莫倫老頭咳嗽了一聲，從沙發上首起身來。
“斯特曼說得對。韋格納不會在乎我們怎麼說。他在乎的從來不是我們。”費爾莫倫的聲音沙啞，
“他在乎的是工人，是農民，是那些在工廠裡擰螺絲的人，是那些在田野裡割麥子的人。我們？我們在他的名單上排在最後。也許比最後還靠後——也許根本不在名單上。”
阿爾弗雷德把煙掐滅了，在菸灰缸裡碾了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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