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結合。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結合，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就會變成統治階級的附庸，就會變成革命的阻礙。
想著想著，韋格納走回臥室，脫下大衣，掛在床邊的衣架上，躺下來，閉上眼睛。
他的腦子裡還在轉——那些人在寫文章，那些人在串聯，那些人在試探。
他們以為他不知道，但韋格納早己心知肚明。就像他知道威廉二世每天早晨站在窗前朝著波茨坦的方向看一樣，他也知道那些人在深夜的客廳裡、在大學的辦公室裡、在雜誌的編輯部裡，正在密謀什麼。
“讓他們跳。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但這不是他的最終判斷。韋格納知道，靠壓制是壓不住的。
知識分子的問題，根子不在他們的嘴上，在他們與工農的關係上。
如果他們與工農沒有建立真正的、有機的、血肉的聯絡，他們永遠不會真心認同這個國家，永遠不會真心認同這個政權。
這是時代的限制，是歷史的慣性，是一個階級從舊社會帶進新社會的胎記。
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靠一次下鄉政策，不是靠幾次批判會，不是靠幾封公開信。要靠什麼？要靠時間。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在工農中生根發芽，要靠教育體系的根本改造，要靠社會風氣的徹底轉變。
這需要幾十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
韋格納翻了個身，面朝牆壁。牆上貼著一張世界地圖，地圖上，歐洲被紅色覆蓋了大半，英國只剩下一小塊還在頑強地泛著淺紅——那是殘存的英國政府軍控制區。
看到美國的地圖，韋格納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了羅斯福。
那個坐在輪椅上的、試圖用軍工訂單來拯救資本主義的人。
他在大洋彼岸，他害怕紅色浪潮跨過大西洋，他害怕美國的工人像德國的工人一樣舉起紅旗。
他在造槍，造炮，造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能殺人、能破壞的東西。
但韋格納覺得，他忘了一樣東西——人心。
槍炮可以奪走土地，但奪不走人心。坦克可以碾碎街壘，但碾不碎信仰。飛機可以炸平城市，但炸不滅希望。
這就是他和羅斯福的區別。羅斯福相信鋼鐵，他相信人心。
韋格納接著想起了知識分子的問題，不是他們愛說話——說話是他們的職業，他們不說這個就說那個。
問題是他們說話的方向，是他們說話的立場。他們不是在為人民說話，他們是在為自己說話，為那個“知識分子應當治理國家”的舊夢說話。
威廉二世被抓回來了，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人民會怎麼看待這場審判”，而是“我們能不能影響這場審判”。
他們不是在關心歷史，是在關心權力。不是在關心公正，是在關心地位。
這不是一篇文章能解決的，不是一次談話能解決的。這需要一場持久的、系統的、耐心細緻的改造工作。
不是鎮壓，是改造。不是把他們關起來，是把他們放下去——放到工人中間去，放到農民中間去，放到那些他們永遠看不到的真實生活中去。
讓他們在鍊鋼爐前站三個月，在礦井下待三個月，在碼頭上扛三個月包。
如果他們還能回來，還能像今天這樣談論“我們應當如何影響政府對威廉二世的處理”——韋格納就承認他有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