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上午九時。
韋格納面前的辦公桌上攤著三份報紙。
這是三份小報——一份是文學月刊，一份是大學內部的學術通訊，一份是某個郊區文化沙龍的油印同人誌。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在這兩三天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文章。
不是新聞，不是評論，是“建議”。
第一篇文章的標題是《歷史的審判應當由誰來書寫？》，作者署名沒有單位，沒有地址。
文章寫得文縐縐的，引用了席勒、歌德、康德，繞了一大圈之後落到一個核心觀點上：
“對威廉二世的審判，不僅是對一個人的審判，更是對一段歷史的審判。
因此，審判的意義、程式、以及向公眾闡釋的方式，不能僅僅由行政機關決定，而應當吸收歷史學家、法學家、哲學家的意見。”
韋格納在這段話下面用紅鉛筆畫了一道橫線。
第二篇文章更首接。標題是《不要讓復仇掩蓋了公正》，作者是一個大學講師，真名實姓，單位寫得清清楚楚——柏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教研室。文章的核心觀點是：
“威廉二世年事己高，身體狀況不佳。即使對其定罪，也應考慮其年齡和健康狀況，適當從輕處理。
一個文明的國度，不應當對一個老人施加過於嚴苛的懲罰。”文章沒有提“軟禁”這個詞，但通篇都在暗示。
韋格納把整篇文章從頭到尾讀了兩遍，然後把報紙合上，放在桌角。
第三篇文章最簡短，但最危險。標題只有西個字：
《人民的聲音》。內容是一個讀者來信的合集——但韋格納很輕易地就看出來這就是編者假借“讀者”的名義寫的。
每一封信都很短，有的在呼籲“公正審判”，有的在呼籲“寬大處理”，有的在呼籲“讓歷史學家參與決策”。
韋格納把這份油印小報翻到最後一頁，看了一眼印數——三百份。
三百份不算多，但它的讀者是柏林大學的學生和年輕教師。
這些人，是未來德國的教師、編輯、記者、官員。
如果他們的思想被這種東西浸染，十年後、二十年後，德國的宣傳和文化陣地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他把三份報紙疊在一起，放在桌角，從抽屜裡拿出一張新的信箋，拿起鋼筆，寫下了幾行字。
“一、由《紅旗報》和《柏林日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駁斥近期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錯誤言論。
重點闡明：
審判威廉二世不是復仇，是歷史的責任；不是個人恩怨，是階級的審判。不能讓‘寬大處理’的論調佔據道德高地。”
“二、責成教育部對柏林大學法學院那名講師的言論進行調查。
如其文章中的觀點確屬其個人主張，應在校內進行批評教育；如有組織背景，另案處理。”
“三、責成內務人民委員會對油印小報《人民的聲音》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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