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連威廉二世都不敢審判，那我們還談什麼無產階級專政？那我們還革什麼命？”
文章的最後一段用了加粗字型：
“人民的法院不是知識分子的沙龍。威廉二世的命運，將由人民來決定，由法律來決定，由事實來決定。
任何人企圖用‘學術討論’的名義干擾司法，都是對人民意志的蔑視。”
同一天，《柏林日報》在第二版發表了一篇長文，標題是《“寬大處理”背後的政治暗流》。
文章的作者是總政治部宣傳處的一名資深編輯，筆鋒比《紅旗報》的評論員文章更犀利。他沒有泛泛地批判“知識分子”，而是點了兩個人的名——一個是柏林大學法學院那名講師，另一個是《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的編者。
文章對法學院講師的“建議”進行了逐條批駁：
“他說‘威廉二世年事己高，身體狀況不佳’，所以應該從輕處理。按照這個邏輯，一個八十歲的殺人犯也應該從輕處理，因為他‘年事己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不是為老人發明的，是為窮人發明的。
老人並不比工人更高貴，並不比農民更值得同情。”
關於油印小報，文章寫道：
“《人民的聲音》——好大的口氣。三百份油印小報，就敢代表‘人民的聲音’了？真正的人民的聲音，在工廠裡，在田野上，在建設工地的腳手架上。
不在大學宿舍裡，不在幾個文人墨客的沙龍里，不在那些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的‘讀者來信’裡。”
兩篇文章發表後，反響比預期的更強烈，不少工人讀者給報社寫信，表達對文章的支援。
柏林一家電機廠的車間工會還專門組織了一次學習討論會，把兩篇文章印成單行本，發給每一個工人。
韋格納沒有去看那些來信。施密特看了，在電話裡向韋格納彙報了幾句。韋格納說了一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後掛了電話。
柏林大學法學院，刑法學教研室。十月九日下午。
講師赫爾曼·貝克爾被叫到了法學院院長的辦公室。
院長是個老教授，六十多歲，頭髮全白了，他不是黨員，也不是什麼積極分子。
他在這個位置上坐了將近十年，以“平穩”著稱——不惹事，不攬事，不出事。但今天，他必須惹一件事，因為這件事己經大到不惹就出事了。
“貝克爾先生，”院長的聲音帶著一種老人特有的沙啞音色，
“你最近在《學術通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
貝克爾站在那裡，雙手垂在身體兩側。
“是的，院長先生。那是我個人的學術觀點。”
院長從抽屜裡拿出一份檔案，放在桌上。
那是教育部下來的一封公函，措辭客氣但意思明確：
“請貴校對柏林大學法學院講師赫爾曼·貝克爾的言論進行核實，如其文章中的觀點確屬其個人主張，應在校內進行批評教育；如有組織背景，另案處理。”
院長把公函推到桌子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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