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很爭氣，考上了音樂學院，成績優異，老師都喜歡她。她拿過很多獎，校級、市級、省級、國家級，大大小小的獎盃擺滿了她的書架，有水晶的，有金屬的，有木製的，有塑膠的。
今年，她參加了一個全國性的選秀節目——《夢想之聲》。這是國內最火的選秀節目，收視率常年第一，捧紅了無數歌手。海選的時候，她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追光》。那是她寫給父母的歌，寫的是她對父母的感激，對夢想的堅持。歌詞裡有“爸爸的電動車，媽媽的圍裙，是我追夢路上最亮的光”。她唱的時候，想起了爸爸騎電動車的樣子，風吹著他的頭髮，雨打在他的臉上；想起了媽媽站櫃檯的樣子，腳腫了還在笑，腰痠了還在站。她的眼淚在眼眶裡打轉，聲音在微微顫抖。評委全票透過，說她是有天賦的歌手，是未來的明星。有一個評委說“你的聲音裡有故事，有情感，有靈魂。這是我聽過的最動人的表演”。她激動得哭了，打電話給父母，父母也哭了。他們覺得，女兒終於要熬出頭了，苦日子終於要結束了。
接下來的比賽，她一路過關斬將，從海選到初賽，從初賽到複賽，從複賽到半決賽，從半決賽到決賽。每一場比賽，她都全力以赴，唱最好的歌，跳最好的舞，展現最好的自己。她唱過抒情歌，唱過快歌，唱過搖滾，唱過民謠，唱過古風，唱過電子。她跳過現代舞，跳過街舞，跳過民族舞，跳過拉丁舞。她展現了自己的多樣性，展現了自己的全面性。觀眾喜歡她，評委誇獎她，媒體追捧她。她的粉絲從幾千漲到了幾百萬，她的名字上了熱搜，她的歌曲上了榜單。她以為自己就要成功了，以為夢想就要實現了，以為所有的努力終於有了回報。她開始規劃未來，想給父母買一套大房子，想帶父母去旅遊，想讓父母過上好日子。
但她錯了。
決賽的那天晚上，她唱了一首自己寫的歌，叫《追夢》。這首歌是她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寫的，寫的是她參加比賽以來的心路歷程，從海選到決賽，從緊張到從容，從忐忑到堅定。歌詞裡有“第一次站在舞臺上，我的手在發抖，我的聲音在顫抖，但我沒有退縮”，“每一次跌倒，每一次爬起，每一次流淚，每一次微笑，都是追夢路上的風景”。旋律是她反覆修改了無數遍的，每一個音符都是她的心血，每一個節拍都是她的汗水。她唱的時候，全情投入，眼淚在眼眶裡打轉，聲音在微微顫抖。她想起了那些排練的日子，從早到晚，一遍又一遍，汗水溼透了衣服；想起了那些受傷的日子，膝蓋青了，腳底破了，腰疼得首不起來；想起了那些想放棄但又堅持下來的日子，一個人在出租屋裡哭，哭完了繼續練。觀眾被她感動了，很多人哭了，有人用手擦眼淚，有人用紙巾捂眼睛。評委也說她唱得很好，是今晚最好的表演。有一個評委說“這是我在這個舞臺上聽過的最好的原創歌曲，沒有之一”。
但最後的結果，她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另一個選手，叫蘇婷婷。蘇婷婷是富二代，家裡很有錢，父親是房地產商，母親是影視公司老闆。她的唱功一般，創作能力一般，舞臺表現也一般。決賽那天她唱了一首翻唱歌曲，還跑調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來，氣息不穩，音準不準。但她的票數比林小溪高出了整整兩百萬。所有人都知道，那是買的票。她的家人花了幾千萬，僱了水軍公司，買了大量的投票。投票軟體可以自動投票，一臺電腦可以控制上千個賬號，一個賬號可以投十票。他們買了十萬臺電腦，投了兩億票。但沒有人敢說，因為節目組和她是合作關係，節目組收了她的錢，評委收了她的錢，媒體也收了她的錢。這就是資本的規則——誰有錢，誰說了算。窮人的夢想，在富人眼裡，不過是可以用錢買來的玩具。
林小溪不服，她去找節目組理論。節目組的導演是一個西十多歲的男人，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斯文，穿著西裝，打著領帶，說話很刻薄。他的辦公室很大，有一面牆是落地窗，能看到整個城市。他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家人的照片，笑得很幸福。他說“結果己經定了，無法更改。你要接受現實。這個圈子就是這樣，不是你有才華就能成功的。你還年輕，以後還有機會”。他的聲音很平靜，像是在說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像是在安慰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她去找評委，評委說她表現很好，但蘇婷婷更優秀。她問“她哪裡比我優秀”，評委沉默了，眼睛看向別處，嘴唇動了動，然後說“她的舞臺表現力更強”。她去找媒體，媒體說她是在炒作，是在博眼球。記者說“你沒有證據，就不要亂說。你這樣會被告誹謗的”。記者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化著精緻的妝，穿著名牌的衣服，手腕上戴著一塊看起來很貴的手錶。她去找粉絲，粉絲說他們盡力了，但對手太強了。一個粉絲說“小溪，我們真的很努力了，每天都在投票，但對方的水軍太多了，我們投不過他們”。那個粉絲的聲音裡帶著哭腔，像是在道歉，像是在安慰。
她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走了很久。從電視臺到她的出租屋，有十公里路。她沒有打車，沒有坐公交，只是一步一步地走。她想用這種方式懲罰自己，懲罰自己的無能，懲罰自己的天真。她走過繁華的商業街，櫥窗裡擺著漂亮的衣服，但她穿不起；走過高檔的住宅區，陽臺上亮著溫暖的燈，但她住不起；走過熱鬧的夜市，飄來食物的香味，但她吃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