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然在旁邊補了一句：
“我們的分析是，B區裡存在某種以‘價值評估’為核心的篩選機制。
不是所有囚犯都有資格進入B區——只有被看守介紹或者典獄長認定為‘有用’的人才會被帶進去。
而被帶進去的人，要麼變成了工廠的管理層，要麼變成了工廠的固定資產。”
“什麼叫固定資產？”
“人在B區法律上被定義為物品。”
路紹說。
“可以被買賣、租賃、拆卸、報廢。副本里的典獄長掌握一套獨立於規則監獄的‘內部規定’。
這套規定讓他可以在工廠範圍內對服刑人員進行重新定義。
比如說，在A區你是一個囚犯，在B區你可能被定義為一臺機器。
你的手不再是手，是生產線上的一個零件；你的眼睛不再是眼睛，是質檢臺上的一隻掃描器。
如果你抗拒，那麼就會被定義為‘損壞的固定資產’，送進B區的維修車間。
沒有人知道維修車間裡發生了什麼，但所有進去的人都沒有再出來過。”
桌面上安靜了片刻。窗外傳來咖啡店打烊時拉捲簾門的嘩啦聲。
沈川靠在椅背上，用指關節慢慢敲著桌面。這是他在做審計時的習慣動作——遇到複雜賬目時，他會先敲桌子，把腦子裡的資訊敲順。
“所以，贖罪工廠不是一個副本。”
沈川終於開口。
“是一個小型社會。有生產體系、獎懲制度、內部經濟、等級分化、甚至法律定義權的爭奪。
系統把這個副本扔給我，不是要測試我能不能在恐怖環境裡活下來。是要測試我能不能在這種社會里保持人性。
而典獄長，就是系統在這個社會里的人格化身。他和408號不一樣。
408號是被迫繫結在副本里的規則守衛，而典獄長是自願的。他不是在執行規則，他是在制定規則。
他把囚犯定義為‘固定資產’的能力，本質上就是一種規則制定權——只不過這個權力被系統限定在工廠範圍內。”
路紹看著他，疲憊的眼睛裡亮了一下：
“你入職審計事務所的第一年，經手過一個案子——汕城一家電子廠，工人宿舍死了三個人，死因是連續加班導致的心源性猝死。
但廠方說工人是自願加班的，因為加班費高。你查了三個月的工資單，發現工人每加班一小時拿到的加班費，恰好等於當天食堂漲價後的餐費漲幅。
所謂‘自願加班’，是把食堂和加班費做成一個閉環。
不加班的工人吃不起飯，吃了飯的就必須加班還飯錢。你用一份審計報告把整條證據鏈理了出來，廠方最後被迫賠了兩百多萬。那一年你二十西歲。”
“？你怎麼知道這個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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