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年走的那天，潮汕下了一場大雨。韓江的水漲了一丈多，碼頭上的棧橋被沖斷了兩截，幾個漁民的船被浪打翻，人倒是游上來了，船沒了。白崇年的轎子從海防道臺衙門出發，沿著泥濘的街道，一路顛簸著到了碼頭。他換了一艘官船，官船比民船大，吃水深，在風浪裡穩得住，搖搖晃晃地駛出了韓江口。
沒有人送他。
林懷遠沒有去，林文海沒有去，連那些平日裡對他點頭哈腰的商人也沒有去。他來了兩年，在潮汕地面上得罪了所有人——查碼頭、扣商船、貼告示、設眼線。潮汕人講究的是“見面三分情”，他不講情，只講法。法講完了，人也得罪完了。
官船消失在海平線上的時候，林文海正站在林家塢的碼頭上，指揮工人卸木料。鍾大有在旁邊清點，一五一十地數著，數到一半，停下來，抬頭看了看天。
“林老闆，雨停了。”
林文海沒有抬頭，手裡的賬冊翻了一頁。
“停了就繼續幹。把這幾船木料卸完，明天還有三船。”
白崇年走了，接替他的人還沒有到。海防道臺衙門空了半個月，沒有人辦公，沒有人巡邏，沒有人查船。潮汕的商人們像被鬆了綁的螃蟹，一個個從石頭縫裡爬出來，該出海的出海，該卸貨的卸貨，忙得熱火朝天。林家的船也動了，不是一艘兩艘，是五艘——乘風號、破浪號、安海號，還有兩艘新買的舊船，連名字都來不及取，就裝滿了糧食、工具和移民，一艘接一艘地駛出了韓江口。
林懷遠坐在書房裡，面前攤著一張澳洲的地圖。地圖是林勰最新畫來的，比之前那張更精細——標出了新安鎮的位置、鐵廠的位置、火藥作坊的位置，還有正在建設的城牆的走向。城牆不是圓的，也不是方的，而是一個不規則的形狀，依著地勢，順著河流，把新安鎮最核心的區域圈在裡面。
“啟辰，”林懷遠指著地圖上的城牆，“林勰說，這段城牆最難修。地基下面是沙子，打不牢。”
林啟辰走過來，看了看地圖。
“沙子下面是什麼？”
“不知道。林勰沒說。”
“讓他挖。挖到硬底為止。城牆不比其他，地基不牢，修了也是白修。”
林懷遠點了點頭，在城牆的位置上畫了一個圈。
西月下旬，澳洲那邊來了一個讓林家振奮的訊息——第一批玉米收了。不是試種，是大面積的收成。新安鎮周圍開墾出來的三百畝地，畝產比潮汕高了兩成。林勰在信中說，收了玉米，糧倉裡的存糧夠八百人吃一年。一年之內，林家不用再從潮汕運一粒糧食過去。
林懷遠把這封信看了三遍，然後遞給林啟辰。
“澳洲可以自給自足了。”
林啟辰接過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祖父，澳洲能自給自足，林家就不用在潮汕跟白崇年周旋了。他走了，不走了，對林家都不重要了。”
林懷遠搖了搖頭。
“重要。他在，林家要在潮汕盯著他；他走了，林家也要盯著他。他升了官，從潮汕到廣州，管的從一府到全省。他手裡有權，心裡有恨。他不在潮汕，不等於他不在。”
五月初，接替白崇年的人終於來了。
姓陳，名守義，福建人，在廣東做了十幾年知縣，剛升了道臺。此人五十來歲，白白胖胖，笑起來像個彌勒佛，說話慢吞吞的，每句話後面都要加一個“嘛”字。他到任的第一天，沒有去查碼頭，沒有去貼告示，而是坐在衙門裡喝茶，喝了一整天。
第二天，他派人來林家送了一張帖子，請林懷遠去衙門喝茶。
林懷遠沒有去。他讓林文海去了。
林文海到衙門的時候，陳守義正在後院裡澆花。他種了一院子的茉莉花，白的、紫的，開得正盛，香氣濃得化不開。他澆完花，洗了手，在客廳裡見了林文海。
“林老闆，”陳守義倒了一杯茶，推過來，“白大人在的時候，林家跟他有些過節。本官都知道。本官不想跟林家過節。本官只想安安穩穩地做幾年官，平平安安地告老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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