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蒙的回信在五天後送到了新安鎮。信是法文的，陳昂譯了整整一個時辰，譯完以後，他沒有像往常那樣把譯文抄寫工整再送上去，而是首接拿著草稿去了林勰的議事堂。他的臉色很奇怪，不是緊張，不是興奮，是一種說不清的東西——像是一個人站在懸崖邊上，知道下面是深淵，但還是想往下看。
“林先生，”他把譯文放在桌上，“杜蒙答應了。一斤糧換一斤鐵。但他要的不是小炮，是岸防炮。”
林勰拿起譯文，看了一遍。杜蒙的信寫得很短，語氣很硬，不像是在談生意，更像是在下命令——他要林家拿五千斤糧食，換他據點裡的三門岸防炮。那三門炮是去年從巴達維亞運來的，鑄鐵的，射程三里，每門重一千二百斤。他說，炮可以給林家，但林家要自己來拆、自己來運、自己來裝。他只負責一件事——不打炮。
林勰放下譯文，沉默了很久。
“五千斤糧，換三門炮。一斤糧換一斤鐵，正好。這個買賣，林家不虧。”
陳昂站在旁邊，猶豫了一下，說：“林先生，杜蒙要換的不是糧，是命。他沒有糧，他的兵就要餓死。他把炮給林家，換五千斤糧，他的兵能多活幾個月。幾個月之後呢？他沒有炮了，拿什麼守他的據點？”
林勰抬起頭，看著陳昂。
“幾個月之後，林家就有炮了。”
訊息傳到潮汕，己經是六月初了。林懷遠看完林勰的信，沒有立刻答覆，而是把信遞給林啟辰，讓他看。
“啟辰，杜蒙要換岸防炮。三門。五千斤糧。”
林啟辰接過信，看了一遍。岸防炮。林家在澳洲最缺的東西。新安鎮的港口，兩邊是高地，正好可以建炮臺。有炮臺，沒有炮，就是一堆石頭。杜蒙送來了炮，林家缺的那塊短板就補上了。
“祖父，換。”
“五千斤糧，澳洲那邊拿得出來嗎？”
“拿得出來。林勰先生說，收了玉米，糧倉裡的存糧夠八百人吃一年。拿出五千斤，不影響。”
林懷遠點了點頭，拿起筆，在信紙上寫了一行字：“換。炮要完整的，不要缺零件。拆的時候，讓費雷拉去。他懂炮。”
費雷拉是在六月中旬到達澳洲的。他從“中島”的船廠調了一艘最大的駁船，帶了十幾個壯勞力，還有一大捆粗麻繩和幾根鐵撬棍。他站在法國人據點的炮臺下面，仰頭看著那三門岸防炮，嘴裡唸唸有詞——不是念經，是在罵人。炮太大了，比他預想的還要大。他以為一千二百斤的炮，頂多就是一根粗鐵管，架在一個木頭架子上。但法國人的岸防炮，不是架在木頭架子上的，是嵌在石頭炮臺裡的。炮身下面是一個鑄鐵的旋轉底座，底座固定在石頭上，要用鐵撬棍撬開，把炮身和底座分離，才能搬走。
杜蒙站在炮臺上方，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藍色軍裝，帽簷壓得很低，看不清表情。他沒有下來幫忙，也沒有派人下來幫忙。他只是站在那裡，看著費雷拉和他的人一點一點地拆，一句法語都沒說。
費雷拉拆了兩天，罵了兩天。第三天下午，第一門炮終於從炮臺上卸了下來，用粗麻繩捆好，吊上了駁船。炮身落進船艙的時候，發出一聲沉悶的巨響，駁船晃了幾下，穩住了。費雷拉站在船頭，擦了擦臉上的汗，朝杜蒙的方向看了一眼。
杜蒙己經不在那裡了。
五千斤糧食，分三批運到法國人的據點。第一批一千五百斤，在炮拆完的當天就運到了。杜蒙的人驗了糧，沒有說什麼，卸了船，搬進了倉庫。第二批兩千斤，三天後運到。第三批一千五百斤，五天後運到。三批糧食，五千斤，一斤不少。
林勰派人在新安鎮以東的補給站等著，每收到一批糧食，就給費雷拉送一個信。費雷拉收到第三個信的時候，三門炮己經全部裝上了駁船。他站在船頭，看著那三根粗黑的炮管在陽光下泛著暗沉的光，心裡想，這些東西，本來是法國人用來打林家的，現在，它們要替林家守港了。
船隊離開法國人據點的時候，天色己近黃昏。海面上起了薄霧，對岸的陸地朦朦朧朧的，像一道灰色的影子。費雷拉站在船尾，看著那個越來越遠的岬角。岬角上的炮臺空了，石頭底座上還殘留著鐵鏽的痕跡，像幾道乾涸的血跡。他忽然覺得，杜蒙不是賣炮，是在拔牙。牙拔了，就不疼了。但沒有牙的嘴，還能咬人嗎？
三門炮運到新安鎮的那天，全鎮的人都來看。大牛帶著鐵廠的工人，在港口兩側的高地上挖了兩個炮臺基座——不是石頭砌的，是用澳洲特產的硬木打樁，樁與樁之間灌了鐵漿，凝固了，比石頭還硬。費雷拉指揮著工人，用滑輪把炮管吊上去，安在基座上，調整角度，固定。
第一門炮安好的時候，何承德帶著學堂裡的孩子們站在遠處看。孩子們沒見過炮，指著那根黑黝黝的鐵管子問東問西。何承德不知道怎麼回答，他也沒見過。他在潮汕教了十幾年書，只見過縣衙門前的石獅子，沒見過真的大炮。
“何先生，”林阿娣拉著他的衣角，“這炮能打多遠？”
“三里。”何承德說。
“三里是多遠？”
“從學堂到鐵廠，來回三趟。”
”？嗎死會人，人了打炮“：問又，想了想袋腦著歪娣阿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