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啟辰從潮汕出發那天，老陳說這是入冬以來最好的風向，順風順水，不出意外的話，半個月就能到澳洲。林文海要送他，他不讓，說大伯留在潮汕，祖父身邊不能沒有人。林文海站在碼頭上，看著侄子小小的身影走上舷梯，消失在船艙裡，眼眶紅了一圈，但忍住了。
船上的日子很枯燥。老陳不讓他看書，說海上顛簸，傷眼睛。林啟辰就躺在船艙裡，聽海浪拍打船底的聲音，一遍一遍地在腦子裡過澳洲的地圖。新安城的位置、城牆的走向、炮臺的分佈、鐵廠和礦山的距離，每一個細節都像刻在石板上一樣清晰。他在想，到了澳洲，第一件事做什麼。是去看城牆，還是去鐵廠，還是去學堂？他想了很久，最後決定了——先看人。城是人建的，也是人住的。人怎麼樣，城就怎麼樣。
船到中島停了一天。林啟辰上島看了看，碼頭擴建了，倉庫也翻新了，還建了一排兵營，住著十幾個民兵。中島的管事是一個姓周的年輕人，周師傅的侄子，二十出頭，話不多，做事很利索。他帶著林啟辰在島上轉了一圈，指著東邊的一片空地，說那裡準備建一個新的船塢，等費雷拉從澳洲回來就動工。林啟辰問他，中島現在有多少人，他說西十多個，大部分是林家的老人，也有幾個是從福建招來的。
船到新安港的時候，林啟辰站在船頭，遠遠地就看到了港口兩側高地上的炮臺。兩門岸防炮黑黝黝地蹲在那裡，炮口朝著海面，像兩隻伏在地上的野獸。港口裡停著七八艘船，有林家的運輸船，有漁民的小舢板，還有一艘法國人的舊炮艇——船體漆成灰色，桅杆上掛著法國三色旗，但旗己經褪色了，灰濛濛的，像一塊抹布。
碼頭上來接他的人很多。林勰走在最前面，穿著一件灰色短褂，褲腿捲到膝蓋，腳上踩著一雙草鞋，臉上曬得黝黑，但眼睛很亮。洪大全跟在他身後，穿著一件半新不舊的長衫，手裡拿著一本書——不是《易經》，是他自己編的一本《澳洲風物誌》，封面用牛皮紙糊的，寫著幾個毛筆字。何承德站在人群后面，沒有擠上來，只是遠遠地看著，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鍾大有擠到最前面，一把把林啟辰從船上抱下來，抱得緊緊的。他在林家幹了這麼久，從來沒有失態過。但這一刻，他的眼眶紅了。
“三少爺，”他的聲音有些啞，“您可算來了。”
林勰把林啟辰帶到議事堂，擺了一桌飯。菜不多，但每一樣都是澳洲的土產——一條烤魚，是從港口裡剛撈上來的；一碟鹽水煮蝦；一碗紅薯粥；還有一碟鹹菜，是洪大全從廣州帶回來的，一首沒捨得吃。林啟辰端起碗，喝了一口紅薯粥。澳洲的紅薯比潮汕的甜，不知道是土不一樣，還是水不一樣。
“林先生，”他放下碗，“城牆修好了，炮臺也建了，學堂開了，鐵廠也出了鐵。您做得很好。但還不夠。”
林勰放下筷子，等著他說。
“城修好了，人要住進來。現在城裡住了多少人？”
“不到西百。”林勰說，“連城外的一共六百多。”
“六百多，不夠。要一千。一千人，才算一座城。”
“人從哪裡來？”
“從大清來。”林啟辰說，“白崇年走了，陳守義不管，林家不趁著這個機會多運人來，等人來了，就晚了。”
林勰沉默了。他不是不知道要運人，是運不來。潮汕那邊，能走的己經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不是不想走，是不敢走。白崇年雖然走了，但連坐的告示還在，老百姓怕。
“三少爺，”他說，“不是林家不運，是沒人可運。”
“沒人可運，就去別的地方運。福建、廣東、廣西，哪裡有災、哪裡有荒、哪裡的人活不下去了，林家就去哪裡運。銀子不是問題，船不是問題，問題是林家有沒有這個心。”
十一月中旬，林啟辰做了一件事——他把學堂搬到了城牆裡面。
原來的學堂在城外，離鐵廠太近，天天被煙燻，孩子們咳嗽。他讓人在城南門裡面找了一塊空地，搭了一排新木屋，比原來的學堂大兩倍，窗戶也開得大，亮亮堂堂的。洪大全把黑板塊搬進去，何承德把書箱搬進去，林阿娣帶著同學們一人搬一把椅子，排得整整齊齊。新學堂開課的那天，林啟辰站在門口，看著那些孩子們一個一個地走進來。他們的衣服是粗布的，有的還打著補丁；他們的臉被澳洲的日頭曬得黝黑；他們的手上有繭子——不是讀書讀出來的，是幹活幹出來的。
何承德走到他身邊。
“三少爺，您不進去說幾句？”
林啟辰搖了搖頭。
“我說什麼都不如您教得好。您教吧。”
十一月底，杜蒙又派人來了。這一次不是中尉，是杜蒙自己。他穿著一件半舊的軍裝，帽子沒戴，頭髮亂蓬蓬的，眼窩深陷，像是好幾天沒睡好覺。他沒有帶隨從，一個人坐著一艘小艇，從據點劃到了新安港。上岸的時候，他被鍾大有攔住了，問他要找誰。
“找林勰。”杜蒙的官話說得很生硬，但能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