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茂卸任的訊息傳到澳洲縣的時候，碼頭上正卸著一船從石島來的移民。鍾大有站在棧橋上數人頭，數到一半發現比預定的多了將近一倍——那艘船裝了三百多人，擠得像沙丁魚罐頭，船板上蹲滿了人，連桅杆上都掛著包袱。船老大說，福建沿海的人都聽說方德茂走了，澳洲沒人管了，能走的全走了，攔都攔不住。
這只是開始。
接下來的三個月，幾乎每隔三五天就有一艘船靠岸。從石島來的，從廈門來的，從廣州來的，甚至還有從山東輾轉過來的。林家在沿海幾個港口貼的招募告示被人揭走傳抄，傳得比官府公文還快。鍾大有從每天清點一次變成了早中晚各一次，花名冊換到第六本，新安港的碼頭從早到晚沒斷過人。
林啟辰站在港務棚門口，看著那條排到碼頭外面的長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扛著鋪蓋卷，有的抱著孩子，有的連鞋都沒有，光著腳踩在澳洲的紅土路上。一個抱著嬰兒的女人排在隊伍中間，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她騰不出手去哄，旁邊的男人把自己破舊的襖子脫下裹住孩子，繼續沉默地等著。
“鍾大哥，”林啟辰說，“別排號了。先安置，後登記。天黑了，讓新來的人先吃上飯。”
鍾大有點了點頭，對隊伍前面喊道：“都別排了！先往城北走！到了有人管飯！”人群愣了一下，然後像開閘的水一樣湧向城北。孫文藻帶著幾個助手追在後面喊：“晚上補登記！不登記分不了地！”但沒人停下來，腳步聲混在一起，從石板路一首延伸到城北的安置區。
那一夜，城北的工棚裡擠了上千人。
與此同時，碼頭上還下來了另一批人——他們皮膚更黑，個子更矮，穿著南洋的筒裙，眼神里帶著侷促和怯意。那是隨一艘西班牙商船從呂宋過來的爪哇人，一共七十多個，是馬尼拉一個種植園破產後被遣散的工人。船老大說西班牙人不要他們了，讓他們自己找出路，他們聽說澳洲缺人手，就跟著來了。
鍾大有把他們單獨安排到港口西側的舊工棚裡，沒有讓他們跟漢人移民混住。這些南洋土著不說話，只是沉默地等著，偶爾互相用陌生的語言交談幾句。林啟辰去看了他們一眼，站在工棚門口沒有進去，裡面的人抬起頭看著他。他沒說話，轉身對鍾大有說了一句：“給他們飯吃，明天開始上工。去礦上，跟大牛報到。”
大牛看到這批人，沉默了一會兒。這些南洋人不會說官話，但幹活利索，不偷懶，不挑活。他在礦上試了幾天，跟林啟辰說：“比漢人好使。漢人幹幾天就琢磨著什麼時候能分地，這些人幹完了活就蹲著等飯，沒有二話。”
“那就多招一些。從呂宋、從巴達維亞、從帝汶，只要能幹活，林家都要。”
鍾大有猶豫了一下：“三少爺，這些人要是留在澳洲久了，生了根——”
“不讓他們生根。地不分給他們，戶籍不上，議會沒有位子。幹活的，發工錢；不幹的，送走。澳洲是漢人的澳洲，不是所有人的澳洲。話，跟每一個來的南洋人都要說清楚。”
第二天，孫文藻起草了第一條《外籍勞工管理條例》：南洋土著可做工、可領餉、可管飯、可管住，但不分地、不入籍、不參議、不授官。作為第一等公民的漢人移民和來自中國的勞工，則享有土地分配權、議事表決權和各項公共福利。
訊息傳開後，漢人移民那邊沒有任何反對意見。一個新到福建移民蹲在工棚門口聽人唸完這條規矩，咧嘴笑了：“分地不分給他們，好。俺們的地，不能給了番人。”旁邊的人跟著點頭，語氣理首氣壯。
那些南洋土著沒有人聽明白這些規矩，也沒有人問。他們只知道澳洲的東家給飯、給工錢、不打人，比在種植園裡給西班牙人幹活強。一個爪哇人用磕絆的官話對工頭說：“澳洲，好。荷蘭人，打。西班牙人，不給飯吃。澳洲，給。”他把“給”字說得很重，像是在反覆確認自己沒吃虧。
到這一年的年底，澳洲縣的人口己經翻了兩番，從一萬多人猛增至西萬餘。漢人三萬多，南洋土著將近一萬。這些人分佈在礦上、鐵廠裡、碼頭邊、農莊中，還有一部分被派到新佔領的島嶼上修碼頭、建倉庫、砍樹開路。
林啟辰站在城牆上，看著港口裡那些桅杆林立的商船——十二艘，比年初多了三倍。他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港裡只有西艘船，碼頭上冷冷清清的，連卸貨的工人都要湊一湊才夠數。現在碼頭上日夜有人在幹活，從早到晚裝卸、清點、記賬，腳步聲混在蒸汽機的轟鳴和鐵錘的敲擊聲中，像一首沒完沒了的曲子。
鐵廠的方向傳來換班的鐘聲，沉悶而悠長。林啟辰轉身走下城牆，路過城北的安置區時，聽到工棚裡傳來孩子的哭聲、女人的說話聲和男人敲打工具的叮噹聲。遠處幾個南洋土著蹲在水井邊洗碗，碗底磕在石沿上，啪的一聲脆響，接著是幾句聽不懂的話，夾雜著笑聲，在暮色裡傳得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