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這座島的名字寫在了一個新的簿子上——“淡水島”。旁邊畫了三橫，代表淡水、靠岸點和可駐人數。畫完之後他想了想，又加了一橫。
“為什麼多畫一道？”旁邊的人問。
“法國人要來，”鍾大有說，“有淡水的島打一橫，離啟東近的再打一橫。交到老大手裡一看就明白哪些要先守。”
那人在邊上看著那個簿子，看了好一會兒，笑了一聲：“鍾大哥，你這個簿子以後怕是比海圖還值錢。”
鍾大有沒笑，把簿子揣進懷裡：“圖是畫的，簿子是量出來的。”
十二天後，三艘船陸陸續續回到了啟東島。費雷拉在碼頭上等他們。周文保的船先到，他下了船第一件事不是喝水也不是吃飯，是把一張畫滿了槓槓和圈圈的海圖拍到費雷拉手上：“七座島，十二條槓。你的人什麼時候過去？”
費雷拉把圖展開在海圖桌上，看了一會兒，然後從他的鐵皮櫃裡翻出來一份新的名冊。他翻開名冊，拿鉛筆在上面勾了二十幾個名字。
“三天後，每條船再帶五個人，跟島上的人輪換。”費雷拉說，“島上的人不能一首守著不回，人要輪，彈藥要補。往後每個月輪一次。”
“法國人給的三十天快到了。”周文保說。
“我知道。”費雷拉把名冊合上，“他來看見的不是啟東島一座，是啟東往東八座。”
第二十八天傍晚，那面藍白紅三色旗又出現在了啟東島港外的海面上。
法國船來得比上回安靜。沒有放炮，沒有掛訊號旗，只是停在上次停過的位置，放下了小艇。費雷拉沒有上瞭望臺看，他站在新築的那道土牆上面，手裡端著一碗茶——不是真喝，就是要讓對面看見他手裡有東西、腳下有牆。
法國軍官上了碼頭。他站定之後沒有立刻說話，先抬了頭。費雷拉知道他在看什麼——旗杆上新換的那面大旗。旗比上一次高出一丈，料子是專門從澳門訂的，顏色染了三遍，太陽曬不褪。海風很大，旗在頭頂獵獵地響，響聲壓過了海浪拍岸的聲音。
法國軍官看完了旗，又把視線移到了土牆上。牆是新築的，夯土的印子還在，一道道橫紋看得清清楚楚。炮臺上的那門炮換了位置，比上次往前推了五十步，炮口正對著港外。
“三十天。”法國軍官說，聲音比上次低。
“三十天。”費雷拉把茶碗擱在土牆上，“你看見了，我們沒走。”
法國軍官沉默了。海風把他軍裝的衣角吹起來又放下去。他往身後看了一眼——港口外面，七座新島的旗，他看不見。但費雷拉知道他己經知道了。法國船來時沿著島鏈走了一段，瞭望臺上的哨兵不可能錯過那七面旗。
“往東那七座島，”法國軍官終於開口，“你們什麼時候上去的？”
“這個月內。”
“你們的人在島上住了多久了？”
“有的長，有的短。最長的住了半個月。”
法國軍官沉默了一會兒，從懷裡掏出那張紙——費雷拉認得那張紙，和上次一模一樣。他沒有展開，只是拿在手裡看了片刻，然後又收了回去。
“你們不撤，就是逼我把話說死。”法國軍官說。
“你說不說都一樣。”費雷拉說，“我們從新安城到啟東島五個月，從啟東島往東又七座島。你來得早也好、晚也好，島上都有旗。旗不會自己倒。”
法國軍官轉身上了小艇。這一次他沒有說明什麼時候再來。
費雷拉站在土牆上看著小艇劃回去。茶己經涼了，他沒再端起來。他旁邊的人說了一句：“他不像上次那樣硬了。”費雷拉說：“他不是不硬。他是在等更硬的來。”
那天晚上，費雷拉又寫了一封信，把法國軍官登島說的每一句話都記了下來。信的最後，他添了一句自己的話：
“旗多了，炮少了。啟東島以東八島，每島三杆旗、一門小炮都不到。倘若法蘭西帶艦隊來，不是三百人守啟東的事，是西面同時要吃。請新安城速定。”
。點的大豆黃個一了遠就著晃著晃裡暗在燈的尾船，大不亮月上面海。發出晚當船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