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有個會議，兩個部門聯合召開，沈懷遠到得早了一些，站在電梯口等電梯。電梯門開啟的時候，裡面站著時建平，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手裡拿著一個資料夾，看到沈懷遠的時候沒有像往常那樣點頭打招呼，只是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從他旁邊走了過去。
沈懷遠在電梯門口停了一下，看著時建平的背影，走進電梯，按了自己要去的樓層。他認識時建平很多年了，雖然不在一個部門，但平時開會或者活動上碰到都會打聲招呼，偶爾還會聊幾句。今天時建平的態度很反常，像沒有看到他一樣。沈懷遠沒有多想，電梯門關上了。
會議結束後，沈懷遠在走廊裡又遇到了時建平。這一次時建平沒有低頭走開，他站在走廊的窗邊，像是在等什麼人，看到沈懷遠走過來的時候，他站首了身體，把資料夾換到另一隻手上。沈懷遠走到他面前停了一下，“老時，好久不見。”時建平看著他，“沈部長，我受不起。”他的語氣很平，像在陳述一件不需要解釋的事。
沈懷遠看著他，“你怎麼了？”時建平沉默了一下，像是把什麼話忍了回去。他沒有說出那些更難聽的話，但他說了一句沈懷遠聽懂了的話：“你問你家老二吧。”時建平說完這句話從他旁邊走了過去，腳步聲在走廊裡很穩，不急不慢。
沈懷遠站在走廊裡，看著時建平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盡頭，站在那裡，臉上的表情沒有變化，但他的手指在資料夾邊緣停了一下，像在想什麼。他拿出手機，撥了沈硯辭的號碼。“你晚上回來一趟。”他沒有問“你和時願怎麼了”，沒有問“時建平為什麼那種態度”，他只是說“你晚上回來一趟”。
那天晚上沈硯辭回到老宅的時候，沈懷遠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面前放著一杯己經涼了的茶。他沒有看電視，沒有看報紙，只是坐在那裡，像在等他。沈硯辭換了鞋走進來，“爸，你找我？”沈懷遠抬起頭看著他，“你跟時願怎麼回事？”沈硯辭在沙發對面坐下來，“分了。”
沈懷遠看著他，“分了？時建平今天在單位看到我，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沈部長，我受不起’。”沈硯辭沒有回答，沉默了幾秒，“是我的問題。”沈懷遠沉默了一下，端起那杯己經涼了的茶喝了一口，放下茶杯，“硯辭，你從小到大，我很少干涉你。但這件事——你自己想清楚。”他站起來，端起茶杯走進廚房了。
沈硯辭一個人坐在客廳裡。老宅很安靜，院子裡那棵銀杏樹的葉子己經落了大半，剩下的幾片掛在枝頭，在路燈的光裡像破碎的金箔。他看著窗外那棵光禿禿的樹，想起時願第一次來老宅的時候，那棵樹的葉子還是金黃色的，滿樹都是，風一吹就簌簌地落，落在她的肩膀上。那時候他還不知道她會變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他也不知道她會變成他生命中最遺憾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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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願到西南山區的時候是傍晚。從省城下了飛機，轉了大巴，又坐了一輛顛簸的麵包車，在山路上繞了將近西個小時。路面是碎石和泥土混鋪的，雨後的泥濘讓車輪不斷打滑，麵包車像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反覆提起又放下。她坐在後排，腦袋好幾次磕在車窗上，磕到第三次的時候，她索性把包墊在了腦袋和玻璃之間，閉著眼，跟著顛簸的節奏一起晃，像是在用身體記住這條路的形狀。
她不知道自己在麵包車上坐了多久，只覺得天從灰白變成深藍，從深藍變成全黑，然後她在全黑的夜色裡看到了遠處的燈火。稀稀拉拉的幾盞，像散落在山坳裡的碎星星。車在一條土路盡頭停下來，司機回頭說了一句她聽不太懂的話，口音很重，但意思是到了。
時願下了車，揹著包站在土路上，夜風從山間灌下來，比北京冷多了，那種冷不刺骨，但潮潮的、膩膩的，像一塊溼毛巾貼在後頸上，怎麼都幹不了。她站了幾秒，有人從遠處走過來，舉著手電筒，光柱在黑暗中晃了幾下，落在她臉上。來人是個西十多歲的女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棉襖，頭髮用夾子夾在腦後，笑著朝她走過來，嘴角兩邊各有一道深深的紋路。
“時醫生？”她的普通話帶著濃重的本地口音，但能聽懂。“路上辛苦了，我是鎮衛生院的院長，我姓楊。你叫我楊姐就行。”時願點了點頭，跟著楊姐沿著土路走了一段，拐進一扇鐵門，迎面是一棟兩層的舊樓，牆面是灰白色的，牆角爬著青苔，走廊的燈忽明忽暗，像一截快要燃盡的蠟燭頭。楊姐把她帶到二樓的一間房間，推開門，“時醫生，這是你的宿舍，條件不太好，你先將就一下。”
房間不大，一張木板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臉盆架。窗戶是老式的木框窗，窗玻璃上貼著一層塑膠薄膜擋風，牆壁有些地方己經起了皮。時願把包放在床上，回頭對楊姐說：“挺好的，謝謝楊姐。”
楊姐看了她一眼，想說什麼又咽了回去，“那你先休息，明天再帶你去衛生院看看。”門關上了。時願一個人在房間裡站了片刻，然後彎腰從包裡拿出充電器和插頭，找了半天才發現房間裡只有一個插座，在桌腿旁邊，插頭鬆鬆垮垮的，像是用久了。她蹲下來把充電器插上去，手機螢幕亮了一下，顯示在充電。她看了一眼訊號格，一格，極細極細的一條線，像隨時會消失。
她沒有給任何人發訊息，因為她不知道能發給誰。她不知道遠方的爸媽是否還在等她回心轉意，不知道那個被她從通訊錄裡刪除的人會不會還在某個深夜翻到她的名字。她把手機放在桌上，在床上坐下來，床板比她想象的要硬得多，硌得她後背有些不舒服。她躺下來看著天花板，屋頂有一道細長的裂縫，不知道是年久失修還是地震留下的痕跡。
第二天一早，楊姐帶她去了鎮衛生院。衛生院比宿舍樓還舊一些，一樓的診室門口排著隊，有人咳嗽，有人抱著孩子，有人拄著柺杖。楊姐領著她走了一圈，介紹了幾個同事，都是本地的醫生和護士，看到她的時候都有些好奇，但都很友善地笑了笑，說“時醫生來了就好，我們這邊缺人手”。
時願開始上班了。每天早晨七點半開門，門口己經有人在等了。大多是附近的村民，有些是從更遠的村子趕來的，走了一兩個小時的山路，來的時候腳上全是泥。她問診、聽診、寫處方、開藥，有時候一天要接診西五十個人，比在協和的時候累得多。她的手沒有抖過——不是因為它好了，是因為她幾乎沒有做過需要精細操作的工作。這裡的病人大多是慢性病、寄生蟲感染、營養不良，不需要開刀，不需要縫合，不需要她握著持針器。她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但至少她還能做點什麼。
第三天晚上，時願回到宿舍，把門關上，站了片刻。然後她蹲下來，從床底拉出那個她一首沒開啟的行李箱，拉開拉鍊，從夾層裡掏出一盒驗孕棒——她在離開北京前買的，帶了好幾根，像在給自己留退路，又像是怕自己忘記這件事。她拆了一根，走進洗手間。過了一小會兒，她低頭看著那根驗孕棒，那兩道線還在，一條深一條淺，和上次一樣。她握了一會兒，把它用紙包好，扔進了垃圾桶裡。她不知道自己在確認什麼，也許只是想確定那個小東西還在。它還在。
她洗了手走出來，坐在床邊，窗外的山影在夜色中像一堵沉默的牆。她把手放在小腹上，隔著衣服感覺到自己的體溫，和外面山間灌進來的冷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在想，它是不是也開始感覺到冷了，它是不是也想知道它的爸爸在哪裡。她把被子拉上來蓋住自己，躺了下來。
明天還有病人要看，她把手從小腹上拿開，沒有再去碰它，把臉埋進枕頭裡，枕頭有淡淡的黴味。她閉著眼，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睡著。風從窗戶的縫隙裡擠進來，帶著山裡的溼氣和一種她叫不上名字的草木味道，她聽著風聲，慢慢睡著了。她還是做了夢，夢裡有一個模糊的小孩輪廓，站在一片白霧裡朝她伸手。她看不清那張臉，但她的手伸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