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臺上只有他們兩個人。遠處的紅燈剛剛跳成綠燈，一輛車從橋下駛過，車燈的光掃過站臺的廣告牌，又暗下去。站牌上的末班車時間顯示還有七分鐘，電子屏的數字一蹦一蹦地往下掉，像沙漏裡的最後一層沙子。
他們站在站臺邊緣，手還牽著。她沒鬆開，他也沒放開。兩個人的手在夜風裡漸漸達到了相同的溫度——介於她偏涼的手心和它偏暖的掌心之間，一種中性的、穩定的溫熱。
“七分鐘。”她說，目光落在電子屏上，“夠講一個短篇故事了。”
“你要聽什麼？”他問。
“講講鄭遠山。”她偏過頭看他，“那個做黃銅模型的人。你剛才在導覽冊上看了那麼久，應該不止記住了一個名字。”
他想了一下，然後開口。“導覽冊上寫的是，鄭遠山七十年代在天文館工作，做了大半輩子的模型維護。那組日心說模型是他退休前最後一件作品，做了三年，齒輪和黃銅都是他自己找的舊料翻新。”他停了一下，“冊子最後寫了一句話——他說，做模型的人不在了，模型還在轉，這就是他想要的結局。”
她聽著，手指在他掌心裡無意識地動了動，像在消化那個故事的分量。“三年做一組模型。一輩子做同一件事。”
“可能是喜歡。”他說，“也可能是不做的話，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那你呢？”她問，“你會一輩子做同一件事嗎？”
他低下頭看了她一眼。站臺的燈在他臉上照出一層乾淨的白光，把眼睛裡的顏色映得很淺。“我以前覺得會。”他說，“現在不確定了。”
“不確定是因為我？”
他沉默了兩秒，然後說：“是。”
她把目光從他臉上移開，投向軌道延伸的方向。鐵軌在燈光下泛著銀灰色的冷光，向遠處收束成一個幾乎看不見的點。末班車還沒來，軌道上空蕩蕩的，像一條沒有文字的空白頁。
“我也做過模型。”她忽然說。
他轉頭看她。“什麼模型？”
“高中的時候參加過一個天文興趣小組。我們要做一個太陽系的等比縮小模型，用泡沫球和鐵絲。”她笑了一下，是那種帶著一點自嘲的笑，“我負責做土星的光環，用卡紙剪了一圈橢圓，結果尺寸算錯了，光環比土星本體大了兩倍。老師說我的土星像戴了一頂過大的草帽。”
他想象了一下那個畫面。“那模型最後展出了嗎？”
“展了。”她說，“所有人都跑去圍觀我那顆戴草帽的土星。老師說，錯得離譜，但錯得好看。”
“你現在還做模型嗎？”
“不做了。”她說，“但有時候會想，如果再做一個，光環和星體的比例應該算得對。”
他想了想，說：“算不對也沒關係。草帽土星也有草帽土星的觀眾。”
她輕輕笑了一聲，手指在他掌心裡收攏了一下。遠處的軌道盡頭出現了一束光，由遠及近，慢慢膨脹開來。末班車來了，車頭燈在夜色里拉出兩條平行的光柱，像某種溫和的動物正在靠近。
車停穩，車門開啟，車廂裡空蕩蕩的，只有幾個零星的乘客分散在各個角落。他們上了車，選了靠窗的並排座位。坐下的時候她的手從他掌心裡滑出來，但只是從握著變成了手臂挨著手臂，兩個人之間的縫隙依然窄到可以忽略不計。
車啟動了，窗外的站臺慢慢後退，街燈的光一盞一盞地滑過去，在車廂內壁上拉出一道道明暗交替的條紋。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她靠過道，兩個人的肩膀在行駛的輕微晃動中若有若無地碰著。
“你坐這趟車多久了？”她問。
“換工作之後，快一年。”
“每天都差不多這個時間？”
“差不多。”他說，“有時候早一點，有時候晚一點。但都是這趟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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