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沈清漪在養母家的爐子邊坐到很晚。水壺裡的水燒乾了又添，添了又燒乾，兩個人之間的話不多，但誰也不覺得需要說些什麼。養母后來靠在椅背上打起了盹，頭一點一點的，沈清漪起身從裡屋拿了條毯子給她搭上，把爐門關小了些，自己輕手輕腳地出了門。
夜裡的鎮子安靜得只剩下風聲。他走回自己住的出租屋，把門反鎖了，從口袋裡把三樣東西攤在桌面上——信、瓷片、照片。他開了檯燈，把照片舉起來對著光看了很久，父親的輪廓在燈下清晰起來，高個子，寬肩膀，站在一棵還沒他高的槐樹苗旁邊，手扶著樹幹的樣子有一種小心翼翼的鄭重。像是一個人在種下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第二天一早他就出了門。沒有去那個荒地——他暫時不想再回去——而是去了鎮上的土地所。管檔案的是個戴老花鏡的男人，聽了他的來意，翻了半天櫃子，找出一本發黃的登記冊。冊子的封皮脫落了一半，裡面用鋼筆寫著九零年代的地籍記錄。
“槐樹坡？那一片是早年私人的地，後來劃歸集體了。”老花鏡男人翻了幾頁，手指停在其中一行上，食指點了點，“你看，這有一筆記錄，九二年登記的，土地所有人寫的是“沈玉蘭”。但備註欄裡有個括號，寫著“代持”，也就是說這塊地實際歸屬另有其人。”
沈玉蘭是養母的名字。沈清漪湊近看，登記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三月，那一年他五歲。他問：“能不能查到這個“代持”是誰？”
老花鏡男人推了推眼鏡，把冊子往後翻了幾頁，又翻回來，搖了搖頭。“這本冊子是後來謄抄的，原始憑證在縣裡。你要真想查得去縣檔案局調，但不一定有，九幾年的東西丟了不少。”
沈清漪記下了冊子上的編號和日期，道了謝出來。站在土地所門口，鎮上的早市剛熱鬧起來，賣豆腐的敲著竹梆子，買菜的人拎著袋子擠來擠去。他穿過人流往鎮東走，走到養母家院門口的時候停了一下，沒有進去，拐了個彎往後走，上了鎮子後面那座矮坡。
坡上有一片老墳地，鎮子上死了人都埋在這裡。他以前路過無數次，從來沒進去過。今天他推開生鏽的鐵柵欄門走進去，墳頭一座挨著一座，有的立著碑，有的只剩一個土堆。他在墳地中間慢慢走，看著碑上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大多都是他不認識的鎮子上的老人。
走到最裡面一片稍微空些的地方，他看見一座墳前擺著一束己經乾枯的菊花，用一塊石頭壓著。碑上的名字他認識——是他小學時候的校長，姓林，教過他三年語文，退休之後沒兩年就去世了。他在林校長的碑前站了一會兒，想起小時候林校長經常在課堂上說的一句話：一個人一輩子最要緊的是知道自己從哪兒來。
他蹲下來，把校長碑前被風吹散的菊花攏了攏，重新壓好石頭。然後他站起來，目光落在林校長墳旁邊那座矮矮的墳上。沒有碑，和昨天荒地那兩座一樣，只有一個光禿禿的土包。但土包前面插著一根細竹竿，竹竿上繫著一條紅布條，風吹日曬己經褪成了淡粉色。
沈清漪走過去蹲下來，紅布條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伸手輕輕碰了碰，布條很薄了，輕輕一捏就碎了一個小角。他縮回手。土包下面隱約露出一點灰白色的東西，他扒開浮土，露出一截青石板的邊角——和昨天那塊瓷片一樣的顏色、一樣的質地。
他心跳快了一拍。繼續往周圍扒了扒，整塊青石板露了出來，大約兩個巴掌並排那麼大，沒有字，但石板的背面摸上去有凹凸不平的紋路。他小心翼翼地把石板掀起來翻了個面，背面刻著一行字，筆畫很深，不像正面的青苔那樣被風雨磨平過。
字是：沈懷安之衣冠冢，妻沈玉蘭立，一九九三年冬。
沈懷安。他姓沈，叫懷安。沈清漪捧著那塊石板，手在風裡微微發抖。這個名字他從來沒聽過，但養母的名字寫在上面——“妻沈玉蘭”。他忽然明白了很多事。養母不是他的親孃，卻一首沒再嫁，守著一個院子過了三十多年。
他把石板小心翼翼地放回原處，用浮土重新蓋好。然後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風從坡頂吹下來，那條紅布條在他身邊轉著圈，像有什麼東西繞著他走了一趟。
他走出墳地的時候手機響了，是養母打來的。接起來之後那邊沉默了兩秒，養母的聲音才傳來：“你去找那個碑了？”
沈清漪說：“我找到了。沈懷安是誰？”
電話那頭長久的安靜。只有細微的電流聲和養母緩慢的呼吸。過了很久，養母說了一句：“你回來。我告訴你。”
沈清漪掛了電話，站在鐵柵欄門外。遠處的早市聲音隱約傳過來，梆子聲、叫賣聲、鍋鏟碰鐵鍋的叮噹響，混在一起成了鎮子午前獨有的嘈雜。風把那條紅布條從坡上吹下來，飄飄蕩蕩地落在他腳邊，他彎腰撿起來攥在手心裡，薄薄的布片涼涼的，像一片枯掉的葉子。
他攥著那條褪成粉白的紅布條，轉身往養母家走。坡上的風還在吹，墳地裡的竹竿空了，輕輕晃了兩下便不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