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袁大人要的是江南穩定。我去抓幾個讀書人，除了讓老百姓罵北洋，有什麼好處？再說了——”他頓了頓，聲音低了下來。“趕盡殺絕，不是好辦法。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9月中旬，陸錚又做了幾件事。
第一，他命令部隊停止搜捕國民黨殘餘分子，只維持社會治安，不搞政治清查。他對各旅旅長說：“我們是軍人，不是警察。抓人的事，交給警察去辦。我們的任務，是保護老百姓的安全，不是去翻人家的戶口本。”
第二，他釋放了一批被關押的國民黨中下層人員。理由五花八門——“證據不足”“羈押超期”“身體健康原因”。凡是能放的，他都放了。凡是不能放的，他儘量爭取從輕處理。
第三，他給北京發了一份報告，措辭委婉地建議：“江南初定，人心未附。若峻法嚴刑，恐激生民變。宜寬猛相濟，以安民心。”
袁世凱的回電很快就到了，只有一句話：“知道了。按你的辦。”
陸錚看著那份回電，心裡明白——袁世凱不是同意他的做法，是沒心思管這些小事。江西。安徽。湖南還在收拾殘局，宋教仁案還在調查，國會還在爭吵，袁世凱要操心的事太多了。幾個讀書人的死活，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但不放在心上，就是最大的寬容。
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陸錚在師部辦公室裡，對吳佩孚說了這樣一段話。
“大哥，你說，我們北洋打這一仗，到底圖什麼？”
吳佩孚端著茶杯，沒有回答。
“圖地盤？我們本來就有地盤。圖權力？袁大人已經是總統了。圖錢？北洋軍的餉銀還欠著呢。我們就圖了個‘鎮壓叛亂’的名聲。這個名聲，好聽嗎？”陸錚站起來，走到窗前，聲音沉了下去。“二次革命，國民黨輸了。但他們輸在軍事上，不是輸在道理上。宋教仁被殺，國會被解散，國民黨被鎮壓——老百姓心裡會怎麼想？他們會覺得——國民黨是對的，北洋是錯的。只是北洋有槍，國民黨沒槍。”
他轉過身，看著吳佩孚。
“槍打得死人，打不服人心。”
吳佩孚沉默了很久。
“三弟，你說得對。但有些事，不是我們能改變的。袁大人要打，我們只能打。袁大人要鎮壓，我們只能鎮壓。北洋的兵，聽袁大人的，也聽你的。但你的話，袁大人聽不聽，是另一回事。”
陸錚走到桌前，坐下，拿起那份名單，看了最後一眼，然後把名單鎖進了抽屜。
“大哥，我在留後路。不是給北洋留後路，是給中國留後路。”
吳佩孚看著他，目光深沉。
“三弟，你這話，什麼意思？”
陸錚沒有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苦得發澀。
“國民黨不會死。他們流亡日本，還會回來。到時候，北洋還在不在，不知道。但中國還在。中國需要有人做事，不管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
他放下茶杯，看著吳佩孚。
“我今天放過的人，以後也許會幫我。也許不會。但至少，他們不會恨我。”
事後統計，陸錚在二次革命後利用職務之便，以“證據不足”“取保候審”“遣送原籍”等各種理由釋放國民黨中下層人員六十七人。這些人中，後來成為學者。教育家。實業家的有十幾人，重新加入國民黨的有二十多人，從此不問政治的三十多人。沒有人知道陸錚做了什麼。
但在多年後，有人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二次革命後，北洋軍到處抓人殺人。唯獨南京的北洋軍，沒有殺一個人。那個師長姓陸，他是北洋中的異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