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陳獨秀被捕1919年6月中旬，北京。
曹汝霖等人剛剛下臺，學生們還沒來得及慶祝，又一條訊息像炸彈一樣在北京城炸開了——陳獨秀被捕了。
陳獨秀，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主編，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寫的《北京市民宣言》，號召人民站起來，推翻賣國政府，拒絕和約簽字。傳單貼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把自己送進了監獄。
北京政府的軍警是在夜半動手的。陳獨秀剛從箭桿衚衕的家中出門，就被守候多時的便衣圍住。他面色平靜，連掙扎都沒有，只說了句“我跟你們走”，便被押上了一輛黑色馬車。當晚，《新青年》編輯部被封，陳獨秀的藏書和文稿被抄走，家中只剩妻子和幾個年幼的孩子。
訊息傳到南京，陳有才把電報遞給陸錚時，手都在抖。
“督軍，陳獨秀被捕了。罪名是‘散佈過激言論，擾亂社會秩序’。”
陸錚接過電報，看了一遍。陳獨秀，他沒見過，但他讀過《新青年》。那一篇篇文章，像一把把火，燒得人心沸騰。《敬告青年》《文學革命論》《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每一篇都在砸碎舊世界，每一篇都在呼喚新世界。這樣的人，北洋政府怕他，恨他，所以抓他。
“有才，陳獨秀家裡情況怎麼樣？他有沒有家屬？”
陳有才愣了一下。“督軍，您要——”
“陳獨秀是文人，文人愛國，不該坐牢。我們救不了他出來，但能幫他家裡渡過難關。你從北洋同鄉會的秘密經費裡支五百銀元，派人送去北京。不要露面，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是江蘇出的錢。送到他家裡，放下就走，不留痕跡。”
“是。”
第二天，江蘇的報紙對陳獨秀被捕的報道拿捏得非常謹慎。《江蘇日報》在第三版發了一條簡短的訊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日前被京師警察廳逮捕，原因未明。”沒有評論，沒有聲援，甚至連“愛國”兩個字都沒有提。不是不想提，是不能提。陳獨秀是激進分子，北洋政府正在風口浪尖上，誰替他說話誰就是同黨。
胡政之在《南京晚報》發了一篇短評，措辭溫和：“學者言論，應有分寸。政府執法，亦應依法。望各方剋制，勿使事態擴大。”既沒罵政府，也沒挺陳獨秀。這是陸錚的意思——“聲援但不激進”。說幾句公道話，但不能把自己搭進去。
張季鸞私下對陸錚說：“督軍，陳獨秀被捕，全國譁然。我們的報紙不聲援，讀者會失望。”
陸錚看著他。“張先生，聲援陳獨秀，就是跟北洋政府作對。我們不是不能跟北洋政府作對，是不能在這個時候跟北洋政府作對。段祺瑞正在找茬，我們送上去，正中他下懷。陳獨秀是文人，他的武器是筆。我們也是文人，我們的武器也是筆。筆不能對著槍硬碰，碰不過。”
當天晚上，陸錚和吳佩孚在書房裡談起陳獨秀的事。
“三弟，陳獨秀這個人，你怎麼看？”吳佩孚端著一杯茶，目光幽深。
陸錚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夜風灌進來，帶著初夏的潮氣。
“陳獨秀是狂人。他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敢寫別人不敢寫的文章。五四運動，他是總司令。沒有他，學生可能還會上街，但不會那麼快，不會那麼猛。北洋政府抓他，是怕他。怕他寫文章，怕他煽動人心。他一個人，比一萬條槍還厲害。槍只能打身子，他的文章能打人心。”
吳佩孚沉吟片刻。“三弟，你說陳獨秀會被判刑嗎？”
“不好說。北洋政府想判，但不敢判。判了，全國都會鬧；不判，他們面子掛不住。可能會關一陣子，等風頭過了再放。”
陸錚轉過身，目光落在窗外漆黑的夜色裡。
“但不管判不判，陳獨秀這個名字，已經刻在中國歷史上了。後人會記得，有一個叫陳獨秀的人，在這個年代，寫了那些文章，說了那些話，坐了那個牢。我們幫不了他太多，只能幫他家裡渡過難關。五百銀元，不多，但夠他妻子孩子吃一年飽飯。文人愛國，不應坐牢。但我們現在不宜公開對抗政府。等我們強大了，等我們能說話了，我們再替他們說話。現在，先忍著。”
訊息傳到北京，陳獨秀的妻子高君曼收到了一個匿名包裹。包裹裡沒有信，沒有名帖，只有五百銀元。銀元碼得整整齊齊，用油紙包著，外面裹了一層舊布。高君曼捧著那個包裹，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她不知道是誰送的，但她知道，在這世上，還有人記得她的丈夫，記得她的孩子。
陳獨秀在獄中得知家人收到資助，沉默了很久。他沒有問是誰送的，只是對他的同牢難友說了一句話：“中國的希望，不在牢裡，在牢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