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上旬，黃岡。
孫傳芳站在長江大堤上，看著對岸的武昌城。早春的江風吹在臉上，還帶著冬天的寒意，但柳樹已經抽出了新芽，嫩綠嫩綠的。他在黃岡已經待了一個多月，從最初的軍事佔領，到現在的紮根經營，湖北的東大門，正在一點點變成江蘇的西大門。
第七師佔領黃岡。麻城後，孫傳芳沒有像其他軍閥那樣只抓軍事不管民事。他做了一件讓當地士紳意外的事——推行“軍民聯防”。不是徵糧派餉，是組織民團，讓老百姓自己保衛自己的家園。他派人到各村各鎮，召集保甲長開會，說：“江蘇軍來湖北，不是來搶地盤，是來保護你們的。土匪來了，我們打；有人欺負你們，我們管。但你們也要自己組織起來，跟我們一起聯防。你們的地盤，你們也有責任守。”
民團的組織方式很簡單——每村出若干青壯年，由第七師的退伍老兵訓練，發給槍支彈藥，負責本村的治安巡邏。遇到小股土匪，民團自己就能解決；遇到大股敵人，民團負責報警和配合正規軍作戰。不到一個月，黃岡。麻城。浠水三縣的民團就組織起來了。幾千名青壯年扛著槍，在村口站崗放哨。土匪不敢來了，治安好了，百姓的心也安了。
有了民團，孫傳芳開始徵收賦稅。不是橫徵暴斂，是按江蘇的標準，田賦。厘金。鹽稅，一一釐清。他派文職人員到各縣，清查田畝，核定稅額，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商人們發現，江蘇軍來了以後，稅不但沒增加，反而比王佔元時期少了。原來那些亂七八糟的關卡撤了，貨物暢通無阻，生意反而好做了。
士紳們最初對江蘇軍有戒心。王佔元在湖北經營多年，跟當地士紳有千絲萬縷的聯絡。換了主人，他們的利益會不會受損？這是他們最擔心的。孫傳芳沒有讓他們擔心太久。他親自下鄉走訪，帶著幾個參謀和文職人員，一家一家地拜訪士紳。不是去要錢，不是去攤派，是去交朋友。
在黃岡的一個大戶人家，孫傳芳坐在客廳裡，喝了一碗主人泡的茶。主人姓周，是黃岡的頭面人物，家裡田產上千畝，在商界也有不少投資。他對孫傳芳的到來既客氣又警惕。
“孫師長，江蘇軍駐紮黃岡，我們百姓歡迎。只是不知道，這兵要駐多久？”
孫傳芳放下茶碗，笑了笑。“周先生，江蘇軍不是來佔地的，是來剿匪的。匪剿完了，自然就走。但在剿匪期間，我們要維持地方秩序，要保護百姓安全。這就需要你們的配合。民團的事，你們已經幫了大忙。賦稅的事，我們按江蘇的標準收，比王督軍時期少，不信你算算。”
周先生算了一下，確實少了。他的態度從警惕變成了好奇。“孫師長，你們江蘇那邊，都是這樣收稅的？”
孫傳芳點了點頭。“江蘇的辦法，是陸督軍定的。不加重百姓負擔，不搞苛捐雜稅。商人能做生意，農民能種地，政府收該收的稅，辦該辦的事。老百姓日子好過了，誰還鬧事？不鬧事，地方就穩了。地方穩了，軍隊就不用打了。不打仗，大家都好。”
周先生沉默了片刻，站起來給孫傳芳續了茶。“孫師長，以後黃岡有什麼事，您儘管說。我們能幫的，一定幫。”
孫傳芳還做了一件事——挖井。黃岡。麻城一帶地勢較高，有些村子缺水，老百姓要到幾里外挑水。孫傳芳讓部隊的工兵營幫各村挖井，挖了十幾口，解決了上千戶人家的吃水問題。老百姓提著水桶排隊打水，嘴裡唸叨著“江蘇軍的孫師長是好人”。幾個老人拉著孫傳芳的手，眼淚汪汪的。孫傳芳有些不好意思，連連擺手說小事小事。
武昌，督軍署。
陳有才從南京趕來，秘密會見了王佔元的參謀長劉先生。劉先生的態度比上次更鬆動了一些。
“陳先生，王督軍的意思是——江蘇的‘保護’，他可以接受。但有一個條件：湖北督軍的名號，必須保留。不是他要爭這個虛名，是他在湖北這些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如果連名號都被摘了，他在湖北的部下會寒心。以後江蘇在湖北辦事，也不方便。”
陳有才把這話記在心裡，當天就給陸錚發了密報。
黃岡前線指揮部，孫傳芳也收到了陸錚轉來的陳有才密報。他看完電報，把參謀長叫了過來。
“王佔元動搖了。他願意接受江蘇的保護，但要保留督軍名號。這是小事。名號給他，兵權我們拿。沒有兵的督軍，只是空架子。”
參謀長問了一句。“師座，那我們是等王佔元答應，還是趁馮國璋沒死，先動手拿下湖北全境？”
孫傳芳想了想，提筆給陸錚寫了一封信。信寫得不長，措辭直接。
“三弟，馮國璋病重，直系群龍無首。王佔元雖動搖，但還在猶豫。等他猶豫完，馮國璋可能已經死了，直系可能已經亂了。那時候再動手，時機不一定比現在好。不如趁馮國璋未死，直系尚未完全分裂，先拿下湖北全境。生米做成熟飯，馮國璋就算想管，也管不了了。王佔元願意合作，我們保留他的名號；他不願意，我們換人。湖北的兵，我們整編；湖北的地盤，我們接管。一勞永逸，不留後患。”
信送出去後，孫傳芳站在地圖前，目光從黃岡。麻城向西移動，越過武漢，一直看到宜昌。他的第七師，正在等待一個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