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是在一個悶熱的傍晚抵達上海港的。
希施站在甲板上，看著外灘的輪廓從黃浦江的霧氣中一點點浮現。
海關大樓的鐘樓、滙豐銀行的穹頂、和平飯店的尖頂——這些她只在老照片裡見過的建築，此刻正沉默地矗立在灰紫色的暮色中。
江面上飄著煤煙和機油的味道，混著從蘇州河流出來的、說不清的腐臭。遠處楊樹浦方向有幾根菸囪在冒煙，把天邊染成一道灰黃。
這就是1938年的上海。
淪陷區與租界隔街相望，難民和百萬富翁走在同一條馬路上。
日軍佔了虹口和閘北，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像兩塊孤島，暫時還插著外國的旗。
船靠岸時，碼頭上擠滿了接船的人。穿長衫的、穿西裝的、穿和服的，黃包車伕扯著嗓子喊客，印度巡捕在人群中用警棍撥開一條路。
哪怕是此時中國最繁華的上海，也一樣敗絮其中。
希施提著行李箱走下舷梯，沒有人來接她。她出發前給舅母發了電報，但不知道有沒有送到。蘇州河那邊是日本人的地盤，電報局三天兩頭停業。
路德維希給的那張空白支票，她在離開維也納之前己經提現，存入了瑞士銀行的賬戶。那筆錢足夠她做很多事。
她叫了一輛黃包車，把舅父生前的地址報給車伕。車伕是個瘦削的中年人，背上補丁摞補丁，拉起車來卻很快。他回頭看了她一眼——一個穿著洋裝、長著一張外國面孔的年輕女人。
“小姐剛從外洋回來？”他問。
“是。”
“這辰光回來做啥？外頭不太平，上海也不太平。”
“生長的地方，多遠都要回來看看的。”
她要回來，因為這裡是她的國家。因為日本人還在這片土地上，因為每天都有商船在長江口被炸沉、有像舅父一樣的人死在江水裡、有難民擠在租界邊緣的蘆蓆棚裡等一碗施粥。
車伕也不再問了。
車子從外灘拐進南京路，霓虹燈己經亮起來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門口亮著大減價的廣告牌，穿旗袍的女人挽著穿西裝的男士從旋轉門裡走出來。
再往前，過了西藏路，街景忽然變了。路燈少了，霓虹沒有了，路邊開始出現用蘆蓆搭的棚屋，衣衫襤褸的人蹲在牆根下，眼神空洞地盯著過往的車輛。
一個赤腳的小孩追著黃包車跑了幾步，伸出手，希施從口袋裡摸出一枚銅板遞過去。小孩接了，站在原地，看著黃包車跑遠。
法租界還亮著燈。舅父的舊宅在霞飛路背後一條安靜的弄堂裡，青磚牆，石庫門，門楣上嵌著一塊小小的石匾，刻著“蘇宅”二字。
門口的信箱上還印著蘇家商行的舊字號，漆皮剝落了大半。天井裡的桂花樹從牆頭探出一截枝葉，在晚風裡輕輕晃著。
房子不算大，但在法租界能獨門獨戶住一棟，己是體面人家。
希施站在門前，抬手敲門。
應門是一個繫著圍裙的女傭，“請問儂尋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