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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三天，我跑了保衛處、學生處、校團委，寫了七封申訴信。
保衛處說不歸他們管，學生處說該由宿管中心處理，校團委說只能做思想工作。
三天下來，計步器多了四萬步，事情沒有任何進展。
周藝昕每天在宿舍哼著歌畫畫，路過我床邊還會感嘆：這顏料幹了還挺好看。
第四天早上，我在宿舍樓下碰見劉導員，他看見我就皺眉：“聽說你這幾天到處告狀？”
“我只想要一個公正的處理結果。”
他笑了，笑得意味深長：“你知道周藝昕的爸爸是誰嗎？你以為你有什麼資格跟她談公正？”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湊到我耳邊小聲說：“宋知意，算了吧，再鬧下去，你在這個學校待不下去的。”
我看著他的眼睛。
“如果學校處理不了，我還能找誰？”
他一愣，隨即大笑起來，頭也不回地扔下一句話。
“有本事你就去北京告，去天安門喊冤，看誰搭理你”
我站在原地想了很久。
去就去。
查了手機，北海到北京硬座一百八十九塊，十八個小時。
我打給高中同桌陳念，她二話沒說轉了五百過來。
綠皮火車硬座，車廂裡擠滿了人。
隔壁座大叔跟我搭話：“小姑娘去哪兒？”
“北京。”
“幹啥？”
“維權。”
他表情變得微妙，沒再跟我說話。
凌晨四點被凍醒，車窗外面是黑漆漆的山，我看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臉，突然有點想哭。
十八個小時後到了北京西站。
十月的北京挺冷了，陳念穿著厚羽絨服在出站口朝我揮手，看到我那身打扮就急了，一把脫下羽絨服往我身上裹。
“你瘋了？這天氣穿這麼少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