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8和19世紀的改革
由於開始認識到刑訊逼供和法庭採納謠傳作為證據有違司法公正，到1700年時，獵巫大潮已漸趨平息。然而，雖然廢除肉刑的吶喊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酷刑在當時仍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罰罪方式.16世紀晚期，法國政治家和政論家蒙田（chel de ntaigne）寫道：
......在我看來，這絕非是死亡那麼簡單，而是殘忍至極，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有如此殘忍的靈魂，他們只是為了取樂，砍掉別人的肢體，竭盡心智想出種種匪夷所思的死亡的新花樣。在罪案尚存疑點時，無論疑犯是否有罪，誰有權利或權力對一個公民施加懲罰？如果他有罪，那麼他只能依照法律的規定而受懲罰，使用酷刑逼供將是無用的，也是不必要的。如果他無罪，那麼這是在摧殘無辜之人，因為在法律面前，任何人在罪行確證之前，都是清白的。
1624年，荷蘭思想家約翰尼。格里維斯（Johannes Grevius）堅持認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考慮使用酷刑折磨他人，不論對方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
刑罰變革舉步維艱，通往廢除酷刑之路的推力之一來自於公眾對火刑。烙刑和分屍的恐怖場景的厭惡和抵制，其二來自司法改革。然而公眾基於正義。公正的抽象理念產生的同情心常常與真實世界犯罪猖獗的現實相牴牾。
作為一個擴張中的龐大帝國的中心，1700年的倫敦人口超過60萬人，成為世界上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之一。這裡擠滿了外國商人。移民工人（許多人終生失業）。執行軍事任務的戰士和一群群無所事事。遊手好閒。到處惹麻煩的紈絝子弟。總之，和所有其他現代城市一樣，倫敦面臨著嚴重的犯罪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像“莫豪克”（hocks，專門夜間襲擊行人的年輕貴族流氓）這樣的街頭犯罪團伙。莫豪克只是18世紀前10年倫敦眾多街頭犯罪團伙中的一個，他們的行為極具代表性。和現代街頭犯罪團伙不同，這些人不是無家可歸的窮漢，他們富有，懶惰，靠著父母的財勢而逍遙法外，犯下駭人的罪行。他們夜晚在街上游蕩，醉酒狂歡，打架鬥毆，輪流襲擊疏忽大意和孤立無助的人。襲擊物件的選擇是隨機的，受害者被挖出眼睛。割掉鼻子。耳朵，一刀刀地捅死。他們把女人頭朝下塞進焦油桶裡，然後點燃，讓著火的油桶在街道上翻滾。有一次，一個叫普蘭科特（Plunket）的貴族流氓到假髮製作商那裡購買最時新的假髮，店主拒絕降低已商議好的價格，普蘭克特盛怒之下抄起一把剪刀割斷了他的喉嚨。
和這些隨機施暴的半組織化的貴族流氓團伙相混雜的是大量的失業工人和復員軍人。改革的吶喊聲很快被淹沒在公眾對不惜任何代價以確保秩序和安全的訴求中。以前，人們擁擠著前來觀看女巫受審或謀反者被絞死。掏出內臟。分屍，此時的絞刑現場同樣足以使擁擠的觀眾歡呼雀躍。在莫豪克肆虐行兇時期的英國，不少於2/3的罪犯被判處死刑。這些罪行包括叛國。反叛。海盜。謀殺。縱火。偷竊。破門盜竊。襲擊。公路搶劫。盜馬。偷竊價值超過1先令的東西以及任何形式的搶劫。除了判處叛國罪的貴族斬首外，其他所有罪行的懲罰是流放殖民地或絞刑（所有的絞刑都是公開的）。罪行較輕者判處監禁，監獄數量不斷增加。雖然酷刑不再是懲罰的常規方式，但監禁卻未必比許多古老的肉刑更好。
幾個世紀以來，監獄和地牢都是滋生“監獄熱”（Gaol Fever，一種神秘的瘟疫）的溫床。這一名稱可能是對在惡臭撲鼻。疾病肆虐的牢房裡蔓延的傳染病的統稱。自16世紀以來，“監獄熱”間歇性爆發，不僅使大量犯人喪生，而且波及看守和居民.1577年，它橫掃牛津，48小時內使300多人斃命.11年後，500名埃克塞特居民亦死於此病.18世紀早期，由於監獄和地牢的犯人增加，“監獄熱”仍然流行.1728年，倫敦馬歇爾希監獄（rshalsea）和弗利特監獄的一些看守因被控謀殺。搶劫囚犯而遭到逮捕。隨後，成立了一個以詹姆斯。奧格爾索普將軍（Jas Oglethorpe）為首的調查委員會，旨在調查監獄內部情況併為消除腐敗現象和“監獄熱”提供合理化建議。調查結果令人震驚。
與某些現代監獄一樣，18世紀的監獄是私人的。營利性的，所用監禁費用並非由政府而是由囚犯自己承擔。倫敦紐蓋特監獄（Newgate）的囚犯每人要付3基尼的入住費，一張床位每週半基尼，蠟燭。餐具。食物則要另外付費。在馬歇爾希和弗利特監獄，囚犯甚至要為他們佩戴的鐐銬付費。為從犯人家屬那裡勒索錢財，看守不斷折磨犯人。如果囚犯拿不出錢，除非中途有人使錢把他們弄走，否則不論他們是否犯了罪，或者是否已經服完刑，都將被一直關押至死。
委員會發現，為了搶奪一小塊變質的食物，一個犯人不僅要打敗其他飢腸轆轆的同伴，同時還要對付成群的耗子。裸露的陰溝從牢房穿流而過，散發著陣陣惡臭。付不起床位費的犯人被迫睡在潮溼的地上。一個記述曾提到，一個人帶著他的狗去監獄，來保護他免受老鼠侵擾：結果老鼠咬死並撕吃了這條狗。另外一份報告描述了頻繁對犯人實施的鞭刑場景之恐怖：“我看到一個血淋淋的男人穿過院子，他渾身是血，血從撕裂的傷口不斷往下流，他每走一步，鞋子裡灌滿的血就直往外湧......成群的螞蟻在搬運鞭打時散落到地上的肉屑。”其他故事之恐怖令人難以詳述細節，報告只好以“不可思議的恐怖”一筆帶過。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呈交議會後便被束之高閣，好在不斷有熱心的市民。司法界人士。甚至行政機構的成員，在探索一條更加文明。更可行的司法改革之路。
1748年，即奧格爾索普調查委員會的十幾年之後，一個名叫威廉。約克（WilliaYork）的10歲男孩因捅死了一名年輕女孩而被判處絞刑。內政大臣為他說情，改判為10年監禁，條件是服刑獲釋之後，他必須加入海軍服役。存在爭議的不是罪行，而是死刑的效果，特別是在罪犯如此年幼的案件中，以及為了震懾其他人犯下相同罪行的情況下。在威廉案的4年之後，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著名的政界權威人士。政論家——在海德公園（Hyde Park）散步時遭到歹徒襲擊，面部中槍。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沃波爾寫道：“這個國家已搖搖欲墜。”就在他寫信當天，在倫敦著名的泰伯恩刑場有17人被絞死，但倫敦的犯罪率仍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有組織的犯罪團伙的增加。與“莫豪克”不同，這些組織由最冷酷無情的亡命徒組成，其犯罪行為高效且利潤不菲。
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是當時倫敦的一個治安法官，同時也是小說《湯姆。瓊斯》（ToJones）的作者。在沃波爾遇襲前的幾個月，他在談到有組織犯罪問題時寫道：“司法官員應受到譴責，因為他們不敢下令逮捕罪犯，使罪犯們逍遙法外；事實上，這種情況也不能全怪司法官員沒有盡心竭力。”菲爾丁認為監獄是地獄的最好呈現。罪犯們在裡面交流資訊，拉幫結夥。須明白遲至1751年，在英國倫敦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都尚未建立有組織的警察系統。當地居民自發到街上巡邏，顯然這對犯罪行為的威懾力微乎其微。在明瞭這一狀況之後，對菲爾丁的言論就不難理解。鑑於此，菲爾丁和他的兄弟約翰決定付諸行動.1753年，他們說服政府出資組建了由兄弟倆擔綱的“弓街跑探”（The Bow Street Runners）。這是英國曆史上第一個專業偵探組織，其成員對犯罪活動進行調查，查詢線索，走訪證人，如果運氣好的話，還能逮捕罪犯。回溯過去，這似乎是打擊犯罪的一個理所當然的方式。
這幅圖反映了帶枷示眾場面是多麼受大眾歡迎。
在菲爾丁這樣的改革先驅們的帶領下，1755年，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重舉奧格爾索普將軍的改革大旗，為改革監獄系統而奔走呼號。他也堅持認為，如果英格蘭不改革它的監獄制度，那麼稱其為進步民族是絕對名不副實的。和奧格爾索普一樣，霍華德把現存的將男人和女人束縛到牆上的監獄制度描述為對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和損耗，因為當局本來可以授人以漁，讓他們從事生產性勞動。霍華德報告提供了大量的資料（這是奧格爾索普報告中缺失的）。在被調查的4375個囚犯中，一半人是因為無力償還債務入獄。大多數慣犯——至少是沒在泰伯恩刑場吊死的那些人——被流放到殖民地，他們被鞭笞。披枷帶鎖。打上烙印。霍華德在報告中總結到，監禁中的大部分囚徒是債務人。等待審判的人和窮得無力付費出去的人或是犯了輕罪的人。該報告引用了以前報告中的資料：在英國，每年大約有5000名囚犯死於飢餓.20年後，政府才開始考慮霍華德報告.1774年，他終於成功說服議會著手調查英國監獄。雖然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不斷在呼籲應該重新考慮人類對待社會不合格成員的方式，和45年前奧格爾索普調查成果的命運一樣，新的報告不過是被束之高閣。
1764年，義大利米蘭的律師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發表了《論犯罪與刑罰》（Cris and Punishnts）。貝卡利亞在文中認為，降低犯罪率的最好方法是預防而不是懲罰；案件應該及時審理；使用酷刑，無論是為了逼供還是懲戒，都是無效的。該著作引起了廣泛關注，被譯成22種語言，8個月內在義大利再版6次.5年後，一位英國官員表達了類似觀點，他寫道：“真令人難以相信，在英國法律中，死刑竟然適用於多達160種罪行。”而70年前，絞刑應用於32種罪行，死刑的範圍將會繼續擴大，可以預見，到該世紀末將擴充套件到220種。然而，似乎沒人願意採取變革行動。當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組建一個15人委員會，重新仔細審察除謀殺之外的每個死刑案件時，其意不在變革。隨著死刑範圍的擴大，被絞死的人數直線上升。人們只是在挖空心思設計出更高效的絞刑.1760年“墜落式”（drop）絞刑出現。與傳統絞刑不一樣，犯人不再是被吊到空中掙扎，亂踢亂蹬，直到慢慢被勒死。新式絞刑使犯人忽然失重下跌，利用自身的重量使脖子折斷迅速死亡。菲爾斯伯爵不幸成為新式殺人方式的首個試驗品。但在行刑過程中，活動板門未能按預定開啟，他實際上是窒息而死。
這是馬薩諸塞塞勒姆鎮中被判為巫覡的可憐人的最後命運。
1783年，當局終於認定：公開行刑除了取悅嗜血的觀眾外並不能消除犯罪現象。因而絞刑不再公開實施.1783年11月7日，著名的泰伯恩刑場迎來了最後一個在這裡走上絞刑架的人。改革者為此歡欣，而備受尊敬的塞繆爾。約翰遜（Sael Johnson）——第一部英語詞典編撰者——則認為此舉簡直意味著文明的終結。“這個時代被改革者搞得太瘋狂，”他痛苦疾呼，“甚至連泰伯恩刑場都不能免受其害。刑罰意在讓圍觀的人受到震撼，如果沒有觀眾，很難說行刑的目的已經達到，公眾需要這個過程。“8年後，絞刑和公開鞭笞女人被廢止——鞭刑仍然施用於女囚，但不能在公開場合進行。
雖然存在種種不足，在18世紀，對待犯人和疑犯的方式已有明顯好轉。新的規則和程式使採納道聽途說為證據的做法變得更不可接受；刑訊逼供已成為非法；被告在法庭無舉證責任。如果犯人的證詞未被採納，那麼刑訊逼供已無任何價值.1827年透過法案規定，如果疑犯拒絕申明自己無罪或有罪，那麼法庭將預設為疑犯已為自己做無罪辯護。比起強迫疑犯申辯，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類似情況出現在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自證有罪。
18世紀前10年，不計其數的英國人被判處死刑，但實際上，執行絞刑的人數不到其中的1/3.法院可以選擇將死刑減為“流放”（Deportation）。流放到北美殖民地被認為是一種更加人道的死刑替代方式。（1776年美國獨立後，澳大利亞成為另一個罪犯傾銷地）。然而囚犯並不這麼認為，他們寧願被絞死。對流放的恐懼並不難理解，運載囚犯的船隻堪比中世紀最糟糕的地牢。僅1750~1755年，就有2000多名囚犯死於運輸途中，他們的屍體被拋到紐約灣，數以千計的屍體漂浮在北美港口，天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葬身海洋。英國政府對自願去澳大利亞建設殖民地的人採取獎勵措施：每人400英畝土地.40頭牛.40個囚犯奴隸。鑑於此，流放刑的價值清晰可見。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 Ausralia）的首任總督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曾寫信給國王：“尊敬的陛下，可否允許我把謀殺犯和雞姦犯賣給當地人以換取肉食？”真不知道他會得到什麼答覆。
儘管流放過程本身充滿危險，甚至連其擁護者也對此疑慮重重，但它在實踐中成效顯著，成為英國刑罰制度改革的催化劑。當英國公眾得知，不計其數的犯人在北美和澳大利亞新興城市築路。從事基礎設施建設時，他們開始要求在英國也推行類似的改革，即利用犯人進行生產性建設。
類似的變化不侷限於英國。教會法庭在對靈魂不潔之人施行肉刑時逐漸感到力不從心。權威漸失。甚至在最保守的國家，地方貴族和軍功地主的司法權力也在逐漸消失，當局命令他們把疑犯交給由中央司法系統直接領導的政府法庭。另一重要變革是酷刑的逐漸廢止.1721年，普魯士選帝侯腓特烈一世（Elector Frederick I）頒佈法令，規定酷刑只能在他本人親自審查案件後才能決定是否採用.1754年，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完全廢除了酷刑.1734年，瑞典（Sweden）成為第一個廢除任何形式任何目的酷刑的國家；1738~1789年，兩西西里王國（The Kingdoof Two Sicilies）廢除酷刑；1769~1776年，澳大利亞廢除酷刑；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貝卡利亞的著作，義大利於1786年廢除酷刑；尼德蘭也於1787~1794年廢除了酷刑。
1801年，俄國的一位在酷刑逼迫之下招供的犯人最後被證明是無辜的。這件事情使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警醒。於是，9月27日，沙皇頒佈如下法令：
帝國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得罹受殘酷刑罰折磨，此令必須嚴格執行......被控之人在法庭必須申明自己從未受到不公正的審訊......使人類備受侮辱的肉刑，應該永遠從公眾記憶中消失。
遲至1812年，西班牙才頒佈類似法令，同年撤消了宗教裁判所，終止了1484年以來的司法恐怖。
如西班牙的表現一樣，法國在刑罰制度和肉刑改革上比其他歐洲鄰國顯得更消極無為.18世紀中期，一個人刺殺路易十六未遂。劊子手砍掉他的手，把融化的石墨和沸騰的油傾倒到他鮮血淋漓的殘肢上，這只是他將經受的可怕的分屍刑的一個小序曲。接著，將他的四肢被分別拴在四匹馬上，馬被狠抽，朝四面狂奔而去，但想必此囚犯非常健壯結實，他居然沒有被撕裂。劊子手只好暫停行刑，先用刀砍斷了他的四肢關節，最後再施行四馬分屍。遲至1791年，仍然有一些受害者在油鍋裡被活活烹死.1789年對法國刑罰改革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7月14日，憤怒的群眾衝進巴士底獄（Bastille），標誌著專制君主的垮臺。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的恐怖統治暴力血腥，而革命議會廢除刑訊中肉刑的步伐也同樣激進。數以千計的無辜民眾以革命的名義被判處死刑，比叛國罪稍輕的是潛在的君主制度擁護者和以“先生”（nsieur）——而不是更具政治性的用語“公民”（Citizen）——稱呼其鄰居的人。法庭對他們的宣判如下：“你的國家宣佈你有罪！法庭將剝奪你的法國公民身份。”這些人並不像在英國那樣流放到北美或澳大利亞，而只是被驅逐出法國，沒有人關心他們路在何方。而那些真正的反革命者，等待他們的將是臭名昭著非同尋常的一種死刑，這種特殊的死亡方式早在大革命和恐怖統治前就有了。
在法國醫生蓋盧定的率先倡議下，通過了一項法案：所有死刑（包括平民）都使用無痛砍頭刑具執行。從此，痛快速死不再是貴族專利。在用公共醫院的屍體做了大量實驗後，1792年4月4日，第一臺斷頭機在巴黎的格雷沃廣場粉墨登場.4月25日，它順利地砍掉了第一個死囚的腦袋（公路工人案）。這項發明迅速成為1792至1794年代的顯著標志。值得注意的是，整個事情背後的動機是消除公開刑罰中的殘忍因素。死亡，應是瞬間發生，使人感覺不到痛苦的事情。至少，理念上應是如此。
那是1738年5月一個和煦的下午，在巴黎的輪刑行刑現場，一個犯人在車輪下粉身碎骨。恐怖的場景導致一個拖著大肚子的孕婦驚嚇過度當即早產，幸運的是母嬰都平安無事。她和丈夫給嬰兒起名為約瑟夫，姓氏為蓋盧定.1785年，約瑟夫。蓋盧定（Joseph Guillotine）開始試驗用機械裝置斬首。正如我們此前看到的“哈利法克斯斷頭機”一樣，其他國家也已經使用了機械刑具，但那些發明師沒有一個是法國人。因此砍頭機器在法國頗難被接受.1789年10月，革命議會掌權，約瑟夫嘗試向公眾闡釋：斷頭機與當時法國廢除肉刑的政策是吻合的，因為該機器能夠在瞬間使犯人身首分離而快速死亡。羅伯斯庇爾（xilien Robespierre）——這個老謀深算的公共安全委員會首腦曾經以自由的名義結果了數以千計的人的性命——在公眾面前落淚，他說自己討厭傷害他人身體，而斷頭機則是完全無痛苦的。對滿腦子平等理念的革命議會來說，斷頭機再好不過了，因為它可以施用於任何階層的罪犯，至少在死刑上法國人實現了完全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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