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射山的雪化了又落，山間的草木枯了三回，轉眼之間，小石已經滿了三歲。
三歲的孩子，正是最黏人、最懵懂也最明亮的年紀。他會邁著不穩的小短腿在院子裡跑來跑去，會口齒不清地喊“娘”，會指著天上飛過的鳥雀咯咯笑，會抱著李小娥的腿不肯撒手，像一條小小的、溫順的影子。可他長到這麼大，卻從來不知道，“爹”這個字，究竟是什麼模樣，又是什麼分量。
這三年，是新中國一步步站穩腳跟的三年。土地改革轟轟烈烈，舊秩序被徹底打碎，窮苦人真正有了自己的田地，平安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踏實。縣裡的機構日漸完善，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鋪開，李小娥依舊是那個忙得腳不沾地的婦聯主席。
只是她肩上的重量，除了工作，又多了一個嗷嗷待哺慢慢長大的孩子。
沒有人真正替她分擔。
白天，她要下鄉、開會、處理糾紛、組織生產，常常把小石託付給村裡相熟的嬸子照看。孩子哭著找娘，她只能狠下心轉身，一步一步走向山路深處。傍晚回來，接過滿身塵土、眼眶通紅的兒子，她心裡又酸又軟，卻只能強撐著笑容，給他拍乾淨身上的土，哄他不哭。
夜裡，等孩子睡熟，她才敢點一盞油燈，坐在炕邊，一點點縫補衣物、處理白天沒做完的檔案。油燈昏黃，映著她日漸消瘦的臉，也映著她眼底藏不住的疲憊。窗外的月光灑進來，冷冷清清，像極了她這些年的日子。
石磊依舊沒有訊息。
剛分別那幾年，部隊還偶爾有輾轉而來的書信，字跡潦草，內容簡短，多是報一聲平安，說一句戰事緊張、不便多言，讓她不必掛念，好好照顧自己。每一封信，李小娥都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信紙被摸得發軟，邊角磨得發毛，她依舊捨不得收起來，總要放在枕邊，夜裡醒了就拿出來看上一眼，彷彿這樣，就能離他近一點。
可漸漸地，書信越來越少。
從一月一封，到半年一封，再到後來，徹底斷了音訊。
她去過郵局無數次，一次次詢問，一次次等待，郵差總是搖搖頭，說沒有來自四川的信件，沒有叫石磊的軍人的任何訊息。她也跑到縣民政局、武裝部打聽，工作人員翻遍名冊、查遍檔案，只能遺憾地告訴她，暫無此人犧牲記錄，但部隊調動頻繁，剿匪區域地形複雜，一時確實無法確定具體下落。
“暫無犧牲記錄”，這幾個字，既是希望，也是煎熬。
它意味著石磊或許還活著，還在某一處她不知道的地方戰鬥、工作、活著。可它也意味著，他依舊下落不明，依舊遠在天涯，依舊不能回到她身邊。
三年，一千多個日夜，足夠一個襁褓嬰兒長成滿地亂跑的孩童，足夠一個青澀女子磨出眼角的細紋，足夠一段熱烈的思念，在日復一日的等待裡，慢慢沉澱成沉在心底的沉痾。
村裡漸漸有了閒話。
不是惡意的中傷，更多的是同情，是惋惜，是實在看不過去她一個女人如此辛苦。
常在一塊兒幹活的嬸子大娘，趁著沒人的時候，會拉著她的手，嘆著氣勸：“小娥啊，不是嬸子多嘴，這都三年了。打仗的年月，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多少人一去就再也沒回來，連個屍骨都找不到……”
話說到這裡，便不忍心再往下說。
可意思再明白不過。
三年杳無音信，活不見人，死不見信，多半是已經不在了。
有人說得更直接：“你還這麼年輕，總不能一輩子就這麼守著。一個人帶娃太難了，將來娃長大了，你老了，身邊連個照應的人都沒有。不如趁著年輕，再尋一個可靠的人家，安安穩穩過日子，也算對得住自己。”
甚至有熱心人，悄悄託人來說親，對方多是踏實本分的幹部或是莊稼人，人品端正，家境尚可，都願意接納她和小石，願意一起扛起這個家。
每一次，李小娥都婉言拒絕。
起初她還耐心解釋，說石磊只是暫時沒有訊息，說不定哪天就回來了。到後來，勸的人多了，閒話也多了，她便只是淡淡一笑，不再多言，可眼神里的執拗，卻分毫未減。
那天，又一位長輩拉著她苦口婆心勸說，說著說著，便提起“萬一他早就不在了”，話還沒說完，一直沉默的李小娥突然抬起頭。
她沒有發脾氣，沒有哭鬧，臉色平靜，聲音卻異常堅定。
“嬸子，我知道您是為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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