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閨臣說道：“妹子素日久仰姐姐人才，去歲路過貴邦，就要登堂求教；們愧知識短淺，誠恐貽笑大方，所以不敢冒昧進謁。今得幸遇，真是名下無虛。”
亭亭說道：“妹子浪得虛名，何足掛齒！前歲多老翁到此，曾有一位唐大賢同來，可是姐姐一家？”
唐閨臣道：“那是家父。”
亭亭聽了，不覺立起，又向唐閨臣拜一拜道：“原來唐大賢就是令尊。姐姐素本家學，自然也是名重一時了。前歲雖承令尊種種指教，第恨匆匆而去，妹子尚有未及請教之處，至今猶覺耿耿。可惜當今之世，除了令尊大賢，再無他人可談了。”
唐閨臣道：“姐姐有何見教，何不道其大概呢？”
亭亭說道：“妹子因《春秋》一事，聞得前人議論，都說孔子每於日月、名稱、爵號之類，暗寓褒貶，不知此話可確？意欲請教令尊，不意匆促而別，竟未一談，這是妹子無福。”
唐閨臣剛要開言，陰若花接著說道：“《春秋》褒貶之義。前人議論紛紜。據妹子細繹經旨，以管窺之見。擇其要者而論，其義似乎有三，第一，明分義；其次，正名實；第三，著幾微。其他書法不一而足，大約莫此為要了。”
亭亭問道：“請教姐姐：何謂明分義？”
陰若花道：“如《春秋》書月而曰‘王正月’，所以書‘王’者，明正朔之所自出，即所以序君臣之義。至於書‘陳黃’、‘衛縶’者，所以明兄弟之情；書‘晉申生’、‘許止’者，所以明父子之恩。他如‘曹羈’、‘鄭忽’之書，蓋明長幼之序；‘成風’、‘仲子’之書，蓋明嫡庶之別：諸如此類，豈非明分義麼？”
亭亭道：“請教正名實呢？”
陰若花道：“如《傳》稱隱為‘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弒’；卓之立未逾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夷皋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凡此之類，豈非正名實麼？”
亭亭問道：“請教著幾微問題呢？”
陰若花道：“如‘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蓋明因會伐而如京師；‘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蓋明因狩而後朝；‘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蓋著公子結之專； ‘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蓋著公子翬之擅：似此之類，豈非著幾微麼？孟子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大約總不外乎誅亂臣、討賊子、尊王賤霸之意。春秋之世，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夫子所以始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至諸侯衰而楚強，夫子又抑楚而扶諸侯。所以扶諸侯者，就是尊王之意。蓋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亦無窮：其隨時救世之心如此。或謂《春秋》一書，每於日月、名稱、爵號，暗寓褒貶，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但謂稱人為貶，而人未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為褒，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失地之君稱名，而衛侯奔楚則不稱名；未逾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諸如此類，不能列舉。要知《春秋》乃聖人因《魯史》修成的，若以日月為褒眨，假如某事當書月，那《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能奔走列國訪其日與月呢？若謂以名號為褒貶，假令某人在所褒，那舊史但著其名；某人在所貶，舊史但著其號：聖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訪其名與號呢？《春秋》有達例，有特筆：即如舊史所載之日月則從其日月，名稱剛從其名稱，以及盟則書盟，會則書會之類，皆本舊史，無所加損，此為達例；其或史之所無聖人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聖人削之以示戒者，此即特筆。如‘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加‘王’者，是聖人之特筆。晉侯召王，事見先儒之傳，而聖人書之曰‘狩於河陽’，所以存天下之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他如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之類，皆聖人特筆。故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學者觀《春秋》，必知孰為達例，孰為特筆，自能得其大義。總之：《春秋》一書，聖人光明正大。不過直節其事，善的惡的，莫不了然自見。至於救世之心，卻是此書大旨。妹子妄論，不知是否？尚求指示。”
亭亭聞言，說道：“姐姐所論，深得《春秋》之旨，妹子惟有拜服。還有一事，意欲請示，不知二位姐姐可肯賜教？”
唐閨臣道：“姐姐請道其詳。”
亭亭說道：“吾聞古《禮》自遭秦始皇下令火焚，今所存的惟《周禮》、《儀禮》、《禮記》，世人呼作‘三禮’。若以古《禮》而論，莫古於此。但是漢朝、晉朝至今，歷朝以來，莫不各撰禮制。還是各創新禮？還是都本舊典？至三禮諸家註疏，其中究以何人為善？何不賜教一二呢？”
陰若花聽罷，暗暗吐舌道：“怎麼這個黑女忽然弄出這樣大題目！三禮各家，業已足夠一談，他又加上歷朝禮制，真是茫茫大海，令人從何講起。只怕今日要出醜了。”
陰若花正在思忖，只見唐閨臣答道：“妹子聞得《宋書》《傅隆傳》雲： ‘《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勸懲，《孝經》之尊親，莫不由此而後立。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大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故舜命伯夷典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綱紀萬物，雕琢六情，莫不以此節之。’但《魏書》有云：‘三皇不同禮。’又云：‘時易則禮變。’故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宏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及周昭王南征之後，禮失樂微，上行下效，故敗檢失身之人，必先廢其禮：如昭公諱孟子之姓，莊公結割臂之盟，是婚姻之禮廢了，那淫僻之亂莫不從此而生；齊侯悅婦以慢客，曹伯觀脅以褻賓，是賓客之禮廢了，那傲慢之情莫不從此而至；文公逆祀於五廟，昭公不感於母喪，是喪祭之禮廢了，那骨肉之恩莫不從此而薄；天子下堂，河陽召君，是朝聘之禮廢了，那侵陵之漸莫不從此而起。孔子欲除時弊，故定禮正樂，以挽風化。及至戰國，繼周、孔之學，講究禮法的惟孟子一人。嗣後秦始皇併吞六國，收其儀禮，盡歸咸陽；惟採其尊君抑臣之儀，參以己意，以為時用，餘禮盡廢。漢高祖初平秦亂，未遑朝制，群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於足撰朝儀，胡廣因之輯舊禮。”
唐閨臣接著徐徐解說道：“ 漢末天下大亂，舊章殄滅。迨至三國，魏有王粲、衛覬共創朝儀，吳有丁孚拾遺漢事，蜀有孟光草建眾典。晉初，荀覬以魏代前事撰為晉禮。宋何承天、傅亮同撰朝儀。齊何佟之、王儉共定新禮。至梁武帝乃命群儒裁成大典，以復周公五禮之舊。陳武帝即位，禮制雖本前梁，仍命江德藻、沈洙等隨時酌斟棄取，以便時宜。迨至前隋，高祖命辛彥之、牛宏等採梁舊儀，以為五禮。自西漢之初以至於今，歷代損益不同，莫不參之舊典，並非古禮不存，不過取其應時之變。所以《宋書·禮志》有云：‘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至注《禮》各家：漢有南郡太守馬融、安南太守劉熙、大司農鄭元、左中郎將蔡邕、侍中阮諶；魏有秘書監孫炎、衛將軍王肅、太尉蔣濟、侍中鄭小同；
蜀有丞相蔣琬，吳有齊王傅射慈；晉有太尉庚亮、太保衛瓘、侍中劉逵、司空賀循、給事中袁準、益壽令吳商、散騎常侍幹寶、廬陵太守孔倫、徵南將軍杜預、散騎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環濟、諮議參軍曹耽、散騎常侍虞喜、司空中郎盧諶、安北將軍範汪、司空長史陳邵、開府儀同三司蔡謨；宋有光祿大夫傅隆。太尉參軍任預、中散大夫徐愛、撫軍司馬費沉、中散大夫徐廣、大中大夫裴松之、員外常侍庚蔚之、豫章郡丞雷肅之、諮議參軍蔡超宗、御史中丞何承天；
齊有太尉王儉、光祿大夫王逸、步兵校尉劉瓛、給事中樓幼瑜、散騎郎司馬瓛、御史中丞荀萬秋、東平太守田憎紹、徵士沈麟士；梁有護軍將軍周舍、五經博士賀瑒、散騎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書左丞何佟之；陳有國子祭酒謝嶠、尚書左丞沈洙、散騎常侍沈文阿、戎昭將軍沈不害、散騎侍郎王元規；北魏有內典校書劉獻之；北齊有國子博士李鉉；北周有露門博士熊安生；隋有散騎常侍房暉遠、禮部尚書辛彥之。他們所注之書，或聽見不同，各有來取；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內中也有注意典制，不講義理的；也有注意義理，不講典制的。據妹子看來；典制本從義理而生，義理也從典制而見，原是互相表裡。他們各執一說，未免所見皆偏。近來盛行之書，只得三家；其一，大司農鄭康成；其二，露門博士熊安生：其三，散騎侍郎皇侃。但熊氏每每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往南而北行，馬雖疾而越去越遠；皇氏雖章句詳正，惟稍涉冗繁，又既道鄭氏，而又時乖鄭義，此是水落不歸本，狐死不首邱；這是二家之弊。
惟鄭注包舉宏富，考證精詳，數百年來，議《禮》者鑽研不盡，自古注《禮》善本，大約莫此為最。妹子冒昧妄談，尚求指教。”
亭亭聽了唐閨臣的解說，不覺連連點頭道： “如此議論，才見讀書人自有卓見，真是家學淵源，妹子甘拜下風。”
亭亭親自倒了兩杯茶，奉了上來。
二人茶罷，唐閨臣於是暗暗思忖道：“她的學問，若以隨常經書難他，恐不中用。好在他遠居外邦，我們天朝歷朝史鑑，或者未必留神；即使略略曉得，其中年歲亦甚紛雜。何不就將史鑑考他一考？”
未知接下來故事如何，下章節分解。
